三十年前的這一周，數千名學生佔領了北京市中心的天安門廣場，參加了絕食抗議，要求中國政治和經濟改革。全國各地的其他公民 — 教授、工人，甚至是中共黨內幹部 — 慢慢加入到他們對民主和透明度的訴求中。1989年6月4日晚，運動遭到暴力鎮壓，但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一個正在萌芽的民間社會團體開始發展和專業化，調查性新聞工作和法律倡議引發政策改變，並經歷了一個宗教信仰的復甦。
自2012年在共產黨領導人習近平上台後，政治鎮壓、監控和審查都在加劇。即便如此，各種形式的抗議和維權行動仍然存在並持續出現。
以下趨勢指出中國目前的環境具有高度限制性，但比其表面上看来，更複雜和具潛在不穩定性。
連分享政治玩笑都更加困難和冒險
在今天的中國，經營一個非營利性的倡議組織、做為一名調查記者、實踐一個人的信仰，或者只是在社交媒體上與朋友分享一個政治玩笑，比三年前更加困難和冒險。一些長期維持的民間社會團體正在關門、著名的記者們正在改變職業，而普通中國人對他們網路上的溝通更加小心謹慎。
眾多因素促成了這一變化，但在騰訊無處不在的微信通訊軟體上所加緊的控制 — 包括過去18個月，針對通常相對較小的政治違規的幾輪大規模帳戶刪除— 已在鼓勵用戶自我審查方面發揮了獨特的作用。新浪微博平台是2013 -14年嚴厲箝制的重點，與新浪微博平台不同，一個關閉的微信帳號不僅僅讓用戶的公開評論沉默消音，還切斷其與整個網路的聯絡以及電子支付選擇，嚴重影響他或她在現代中國社會中正常生活的能力。這種強大的威懾力遠比像監禁等其他懲罰手段更普遍，雖然近年來監獄刑罰也有所增加。
網路世界的自我審查正逐漸蔓延到面對面的對話中。「這對朋友來說是個死胡同。沒有人願意談論任何事情哪怕是和政治沾一點邊的問題，」據一位在中國生活了20多年的外籍人士稱，「今天，大多數家庭都對他們所說的話非常小心，甚至是對親人。」近年來在中國參加會議的外國學者也同樣察覺到學術討論的狹窄空間以及中國同行更加沈默，不願意坦率表達他們的觀點。
「不同見解並未死亡」
儘管存在這種不寒而慄，學者易明（Elizabeth Economy）在上個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在重要方面，1989年民主運動所體現的集體行動的政治價值觀和精神已經堅持下来，甚至茁壯成長。」她指出，儘管在習近平治理期間允許異議的空間有所縮小，但學者們繼續撰寫廣泛流傳的文章，呼籲政治開明，也出現了廣泛的圍繞婦女權利、勞工權利和環境保護等議題的社會運動。每年在中國各地發生數以千計的公眾抗議活動，其中包括2018年的1700次紀錄在冊的工人罷工。
另一位中國專家賴特（Teresa Wright）在她2018年出版的書《中國民眾的抗議》（Popular Protest in China）中指出，「中國民眾遠非消極、順從或自满。相反，當他們感到他們的權利受到侵犯或受到不公正對待時，中國公民經常大膽、反抗、頑強地面對強權。」
在中國的不同見解有多種形式，反映了一系列觀點。更多的知識分子評論員傾向於批評習近平的政策選擇，並呼籲回歸於與一些前國家領導人執政時期相關的更開放的經濟和社會。大膽的維權人士試圖挑戰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或直接探索其他的政治選擇。後者通常會獲得最嚴厲的懲罰，但隨著壓制擴大到尋求改善黨國治理而不挑戰制度本身的個人—包括公共利益律師和自由派經濟學家—這種溫和改革的前景是黯淡的。
同時，當箝制對正式的公民社會團體收緊時，後來的維權活動主要是在鬆散的個人網路互動來呼籲改變，經常來自傳統上保持沉默的人群。事實上，每當一些異議看起來暫時平息時，新的批評或動員的消息都會讓人知道。最近的例子包括頂尖大學的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學生為幫助罷工工人們所做的努力，包括科技公司的工程師們組織反擊難以忍受的996工作制（上午9點到晚上9點，每周6天），以及#MeToo運動，#MeToo運動在僅一個月內吸引了3000萬中國人在網上討論性騷擾問題。
當宗教迫害還在加劇，宗教信徒的抵制卻在增強
將異議人士的聯繫網絡分散化和對他們擴展的打壓活動，是相對有力的，但這也能催生來自新源頭的抗爭，這些源頭聯合起來形成另一種被作用低估的趨勢：當宗教迫害還在加劇時，宗教信徒的抵制卻在增強。一份2017年「自由之家報告」對中國宗教的主要發現表明，「因應官方的控制，所有信仰團體成員的回應是既有創意又具勇氣，有時還取得了顯著的勝利。」
數百萬計的信眾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違抗官方限制，有些是公開的，有些是在極度保密的情形下進行的。中國佛教徒已在抵制利用宗教聖地來斂財的做法。基督徒和法輪功學員要求釋放被拘留的教友。西藏佛教徒在各集市遊行，要求達賴喇嘛歸來。新疆維吾爾人用各種辦法來記錄和揭露新疆的嚴苛形勢。
一些作法超出了一個單一的宗教社區，目的是影響更多中國公眾 - 包括黨和國家幹部 - 的信仰和行為。註冊的教會和地下教會的領袖與維權律師一道，在法庭上挑戰逮捕和財產糾紛。維權人士組織培訓來增加群眾的法律意識，並打電話給警察，根據中國的法律勸阻他們不要再作違背信仰權利的事情。
如劍橋大學出版書刊登的2015年學者研究所述，自2004年起，法輪功的學員和支持者已在鼓勵「公民發表退黨聲明，形式上斷絕他們和共產黨、共青團或少先隊的關係，以求淨化自己和良心清白。」 就其本身而言，三退運動是集中在精神與文化領域，並未一定旨在推翻共產黨，而更多是在鼓勵中國人去想像沒有共產黨的中國是什麼樣，並拒絕支持中共的種種暴力行徑。這場運動是通過口耳相傳、在紙幣上寫相關短句，以及透過社交媒體和以虛擬個人網絡（VPN）登入眾多海外網站來傳播的。
對抗這個世界上最精密的資訊控制體系
中國的宗教和民間異議人士都在對抗這個世界上最精密的資訊控制體系。他們已通過開發複雜的反封鎖方法來得到在許多國家理所當然的基本水平的溝通自由。
由於當局對虛擬私人網絡（VPN）使用的限制加強，僅僅是得到不受審查的新聞已變得日益困難。儘管如此，從幾家開發者的部分數據顯示，在2018年，至少有兩、三千萬的中國網民翻過了所稱的 「網路長城」。那些開發和維護必要翻牆軟體的技術人員們不斷創新，以使得他們的用戶們能夠有效地、持續地、安全地突破封鎖。一些中國公民冒著坐牢的風險，幫助他們的鄰居安裝可以接收海外內容的衛星天線，或幫他們加強未註冊的上網卡的安全性。
隨著在一些通用的社交媒體平台如新浪微博和微信上的審查、監視和吃官司的增加，網民們轉到其它空間來動員和與外部世界聯絡。去年有兩起例子，一起是用戶們在進行區塊鏈（blockchain）交易的大數據平台上發布公開信；另一起是技術員工利用未被封鎖的全球程序共享網站GitHub來抗議惡劣的工作環境，都引起了他們的國際同仁顯著的支持。網路眾籌資金也在幫助支持一些特定的行動，如地鐵廣告譴責性騷擾，或是中國公民社會組織的更廣泛的運作。
不明確的未來
在中國的人們可能越來越不願表達他們對共產黨或習近平的公開批評，甚至也不願分享政治敏感資訊，但任何人都不應該低估人們對習近平的鐵腕政策的實際不滿程度。單是在政治敏感時期的審查規模和此時網民們翻過防火牆的次數劇增—如2018年取消國家主席任期期限—就暗示潛在的不滿到了引人注目的程度。事實上，習近平致力於加緊控制和他拋棄中共過去在政治上度過危機的策略，已暴露了這個政權的不安定。
三十年前，來自社會各行業的超過一百萬中國人走上街頭，呼籲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好的政府。儘管還很難想像今天會有同樣的情形再現，但渴望更自由、更法治的中國，一直長存於許多中國人的內心和日常行動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