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六四前夕，中共外交部長王毅訪問加拿大。他說到：「廣島值得關注，但南京更不應該忘記。」其實，他漏了第三句：北京更不可能被遺忘。發生在廣島的原子彈投放、發生在南京的日本軍人屠殺，都是戰爭行為，而發生在北京的六四屠城，卻是和平時期，中國政府對和平請願的本國同胞的大屠殺。
王毅還說：「受害者值得同情，但加害者永遠不能推卸自己的責任。」是的，製造六四大屠殺的共產黨，背上了永遠不可推卸的罪責。
在另一個場合，一位加拿大記者向加拿大外長詢問中國的人權狀況，提到銅鑼灣書店和加拿大人被囚禁事件，那位名叫王毅的中共外交部長卻突然大發脾氣，接過話頭，怒氣沖沖地斥責這名加拿大記者「傲慢與偏見」。然而，那位記者的提問，沒有超過一個新聞從業人員最基本的工作職責和最平常的關注範圍。縱觀現場，真正顯示「傲慢與偏見」的，只有那位中共外長，用傲慢對待外國記者，用偏見對待國際媒體。令國際社會驚悚、嘩然。
事實上，中國共產黨的傲慢與偏見由來已久，比如，對中國民眾的權力傲慢，對中華民族的偏見，從骨子裡認定，中華民族不配享受民主，只配領受獨裁，只配領受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王毅板著臉反問這位加拿大記者：「你知道中國令六億多人脫貧嗎？你知道中國是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嗎？……你知道中國憲法寫明會保障及推廣人權嗎？」誰都知道，中共憲法里所載的，都是有名無實的條款，都是裝潢門面而自欺欺人的謊言。
如果說，中國是第二大經濟體，就不存在人權問題，那麼，依中國位居世界第一的人口，有一天，中國可能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那就更不存在人權問題了。如果用GDP作為指標，來排名人權，那麼，今天的中國人權狀況是世界第二好，將來是第一好。如果用人均GDP作為指標，來排名人權，那麼，多個中東國家（包括從前的敘利亞、利比亞、埃及等國）人均收入遠高於中國，甚至高出西方國家，因此，那裡不僅不存在人權問題，反而是世界上人權最好的地區……
中共的邏輯是，貧困才存在人權問題，脫貧就不存在人權問題。今年一月，北京大學的一項研究報告指出：中國收入最高的1%家庭擁有全國三分之一的國內財富，而收入最低的四分之一家庭只擁有1%的國內財富。如此驚人的貧富懸殊，中國式貧富懸殊，莫非就是王毅口中的所謂「脫貧」？
王毅還聲色俱厲地「訓斥」這名加拿大記者：「我要告訴你，最了解中國人權狀況的不是你，而是中國人自己。你沒有發言權，而中國人有發言權。」要驗證「中國人有發言權」這句話，很簡單，解除互聯網封鎖，讓中國人發聲，外界就很容易了解中國真正的人權狀況了。
作為一個外交部長，而且是大國的外交部長，面對一個人權提問，竟如此失態和惱羞成怒，連外交辭令都顧不上了。足見這個政權有多麼心虛，在人權問題上，走得有多遠。
王毅的表演，對應網路上的一個流行段子：
鄰居問：聽說你在家打老婆孩子？
老王：他們以前連飯都吃不上。
鄰居：我問你打老婆孩子了沒有?
老王：我家現在全村第二有錢。
鄰居：我沒問你那些，我就問你打老婆孩子了嗎?
老王：我家已經把不打老婆孩子寫進了家規。
鄰居：我就問你打老婆孩子了嗎？
老王：你這個問題充滿了對我家的偏見和不知道哪裡來的傲慢！
鄰居：我就問你打老婆孩子了嗎？
老王：請你不要再做這種不負責任的提問。
鄰居：我就問你打老婆孩子沒有？
鄰居：那你究竟打老婆孩子了沒有？
老王：我們歡迎一切善意的建議，但是我拒絕這種無端的指責。
老王：最了解我老婆孩子狀況的不是你，而是我們家的人自己。你沒有發言權，而我們家的人有發言權。
鄰居：那我可以問問你老婆孩子嗎？
老王：各家都有各家的家規。按照我們家的家規，你問他們，要得到我的同意。他們回答你，也要得到我的同意。我要對他們的言論負責。
……
毛澤東死後，後繼的當權者很快否定了文革，並為文革受害者平反。這個平反來得如此之快，僅在數年之間。因為利益所在，中共老幹部的利益所在。他們在文革中被打倒、遭關押、受迫害，利益受損，因此，一當他們有出頭之日，就很快為自己平反，而在文革中同樣遭受迫害的中國民眾，卻被輕輕帶過。
六四事件，已經過去了27年，國內外善良的民眾，都指望中共當權者「平反六四」，然而，杳無音信。儘管當權者已經換了幾茬，但「平反六四」，依然遙遙無期。這也是因為利益所在。平反六四，是中國民眾的利益所在，卻不是統治階層的利益所在；相反，平反六四，可能讓當權者做出利益割捨，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損害統治階層的利益，故而，這個統治集團，集體抗拒，絕不為民眾做犧牲，絕不為民眾的呼聲所動。
拒絕平反六四，中共當局發出的信號是：你們，不服我中共獨裁統治的中國民眾，有種就造反、就起義、就革命，量你們也不敢！有種就來推翻我們，量你們也做不到！所以，我高高在上，我權力傲慢，我以不變應萬變，你們奈我何？中共統治集團在歧視中國民眾、藐視中國民眾、激將中國民眾，賭中國民眾發動不了大革命。解決六四的球，完全踢給了中國民間。面對這個統治集團的傲慢與偏見，就看中國民眾何去何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