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防逃機制太可笑了，從法院宣判後到檢方執行前，特別保留了一個大空窗期給罪犯逃亡。這個階段，能逃的當然趕快逃，沒逃的不是因為不想逃，是沒能力逃，外國生活需要很多錢的，還有沒逃的是因為親人還在台灣，大家有臉面要尊嚴。所以，有能力逃又不要臉面的，伍澤元、王又曾、王玉雲、劉松藩、朱安雄、羅福助、何智輝、陳由豪、曾正仁、萬眾、陳武雄、井天博、秦庠鈺、吳健保等，一個接著一個走了，監獄裡面沒幾個大咖。再不修法，以後還會一個接著一個繼續走。
目前實務運作很有趣，我用三個例子跟大家說明。第一個例子是王令麟，在力霸東森案審理過程中，法院為了怕他逃亡，竟然要求調查局和警方二十四小時跟監，結果一二審期間共跟監一年八個月，動員將近三千多人次，王令麟去餐廳吃大餐時，調查官只能站在路邊吹風看他吃。我的好朋友當時在調查局也被派去跟監，其他案件都沒空辦了，跟著他又不能做甚麼，晚上王令麟在家睡覺，他們在路邊守，就怕他跑掉。說真的如果王令麟真要跑，餐廳上個廁所三分鐘就不見了，到時候又要懲處誰，法院又要指責誰。後來王令麟判四年多乖乖入監服刑，當初這一年八個月如果先羈押再日後折抵刑期，根本還綽綽有餘。後來監察院也作成調查報告，認為法院命令跟監欠缺法源依據，指責檢察官放任罪犯棄保潛逃，並督促修法和研議解決方法。今天有修法嗎？沒有。有研議出解決方法嗎？有，繼續跟監。這是鬼打牆嗎？
第二個例子是李周全，他以盛世達公司向菜籃族詐騙吸金近三億元後出境，2013年被刑事局押返，一審宣判有罪後上訴二審，李周全原本在羈押中，二審宣判前夕，法官在律師的請求下，竟准予二百萬元交保，且把人責付給律師，命令李周全每周三天去派出所報到，2015年9月底宣判有罪並重判八年，仍可上訴第三審，結果連二審判決書都還沒送達給他，人就不見了，目前只好發布通緝。我實在很想請問那位律師，責付到哪裡去了？
第三個例子是邱毅，2004年他帶群眾開車衝撞高雄地檢署鐵門，被法院判刑一年二月確定，判決結果被新聞大幅報導，法院趕緊把卷證交給檢方執行，檢方用最快速度傳喚邱毅報到入監，邱毅卻抗告說還沒收到判決書不算，結果高雄高分院竟然支持邱毅的論點，說還沒有收到判決書確實不生效力，還不能對邱毅執行。從那一次以後，檢方都只能等被告確實收到確定判決書以後，才可以通知他來報到入監。這是甚麼法律制度？
事實上，大咖在二審有罪宣判以後，就已經準備跑路了。等到最高法院三審確定有罪定讞，那是跑定了。可是案卷要送到檢方執行，大概還要10天，而且「感謝」邱毅，還要等大咖收到確定判決書以後才可以通知執行，所以還要再多加幾天，這段期間法令禁止檢方抓他，所以保障他們可以逃亡。這段期間的防逃機制是甚麼呢？還是跟監。請問，跟監沒有法源依據該做嗎？傻傻跟著有用嗎？有必要保障一個大咖入監前的人身自由而犧牲無量警力嗎？
司法院曾經提出一個修法版本，明訂檢察官可以在有罪判決「確定後」，直接拘提被告，想防止空窗期的弊端。以我實務經驗這一招根本沒效！二審一聽宣判有罪，不用等到確定，人早就跑了，有罪沒罪他們自己心裡透亮的很，惦惦份量也知道有沒有無罪可能，幹嘛拿人生豪賭！而且甚麼叫「確定後」？第三審都是書面，檢察官怎麼知道哪一天判決突然駁回「確定」？今天起床一看到新聞報導王令麟、邱毅或李周全上訴三審駁回，只好立刻衝進辦公室發拘票找警方抓人嗎？這樣的機制等於是把保障逃亡給立法明文化，還不如不要。
在美國和德國，大部分的案件在事實審言詞辯論終結當天，就會直接宣判。如果宣判有罪，原則上就羈押了。因為被告在言詞辯論當天本來就會出庭，現場聽到有罪判決，要跑都來不及。我國實務很有趣，言詞辯論終結後兩周才會宣判，而且宣判日不用來聽判。通常大咖也不敢來聽，都叫律師來聽。聽完以後也就腳底抹油準備跑路了。第二審宣判日，就是大咖的起跑線。
如果要有效防逃，就要把管制的時間點，直接定在事實審宣判日。具體的建議機制是：第一、修法明訂被告有到庭聽判之義務，若未到庭而足認有逃亡事實就可以發布通緝；第二、第一審宣判重罪(判五年以上)原則上羈押，例外交重保；第三、第二審宣判有罪(判一年以上)原則上羈押，例外交重保；第四、新增棄保潛逃罪，這條在美國也是有的。修法以後，重罪大咖就沒有逃跑的空窗期，院檢也不用再互推責任，大家一起努力把關。市井小民普通犯罪也不用太害怕，法院宣判有罪仍然可以正常交保，交由檢方通知報到入監，如果棄保潛逃再罪加一條就好。新政府上台，希望趕快推動修法，司法威信的破敗有很多時候是因為立法不足，現在趕快修補都還來的及！
＊作者為台北地檢署檢察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