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杜象（Marcel Duchamp）於1968年過世時，人們驚訝地發現，被以為早已為了西洋棋而不再創作的藝術家，竟然一直秘密地進行創作。這件最後作品被安置在藝術家的紐約工作室內看不出入口的小房間裡，除了杜象最後一任妻子外，幾乎沒什麼人知悉。在杜象妻子的協助下，作品被移置費城美術館，並按照杜象生前製作的「使用手冊」正確地安裝。
當時以紐約為首的藝術界深受到杜象早期以《噴泉（Fountain）》為代表的「現成物」影響，並在杜象早期作品的基礎一路發展出各種新的創作；這時忽然又冒出了老宗師的作品，並與他「發明」的現成物創作理論無甚關聯，甚至對有些人而言可以說是倒退，因此引發一片錯愕。深受杜象現成物啟發的藝術家Jasper Jones稱這最後作品為「有史以來美術館最奇怪的收藏」；藝術史家們也不知道該如何理解它，至今半個世紀，對杜象最後這件作品要不就是忽略不談，要不就是坦承無法解釋。
只有喜歡杜象這個人多過他引發之藝術理論，理解藝術家這件作品才有可能。各種蛛絲馬跡顯示，驅使杜象創作這件作品的追求，是比年輕時驅使他創作的思想自由，更複雜、更本質、更觸及他真實內在的渴望。
杜象這最後的作品，是一件藏在門後的裝置。
由木門上的孔洞往內窺看，會見到一堵磚牆被砸破了洞，洞後呈現的景象，是一堆枯枝凋葉，是凍河尚未融化的殘雪。再仔細看，彷彿可見女人白皙的裸體，一手拿著蠟燭，臉被散髮遮住而不見。
杜象為這件作品取名《賦予：一、瀑布，二、汽化燈（Étant donnés: 1° la chute d'eau / 2° le gaz d'éclairage）》，其實光是取名，就與杜象喜歡雙關語、多面向創作的傾向相同。
《噴泉》是將尿桶顛倒放置後，以作品名稱與人們對此現成物的平常認知進行雙關語的遊戲，幽默地擺弄了人們對此現成物的嫌惡情緒，在過程中使人與這情緒剝離，進而見到產生這情緒的本質。而《Étant donnés》的名稱本身，就帶領觀者用兩個面向看作品。它是大自然，也是女人。
女人的意義是怎麼由名稱中告訴人們的呢？杜象不直接說，卻說汽化燈，指引觀者注意裝置中的燈，進而注意到拿燈的手，最後意識到那膚白色的是一個女人。方法上來說，是一種帶著幽默以及多層次觀賞經驗的設計。如果細細感受，可以感到藝術家的情感狀態。藝術家像是有什麼極力想隱藏，因此非用隱晦的方式說不可，但卻因全身心都在那狀態而不自覺流露出了某種情緒。
藝術家到底想隱藏什麼？
1946年，杜象開始在紙上畫下一個女人的形體，那是《Étant donnés》的構想草圖。 距此三年前，他在紐約一場超現實主義的畫展中認識由巴西來的新銳藝術家Maria Martins，兩人相愛了。可是Maria是一位有夫之婦，還有三個孩子。作為母親不願離開自己的孩子。於是也正是在1946年，Maria隨外交官丈夫去巴黎赴職，從此與杜象分隔兩地。
杜象對Maria的愛無法終止，兩人開始通信。由遺留下來的少數信件中，可以讀到杜象從早到晚不停思念Maria，並叨念沒收到對方的回信。要知道，為了絕對的自由，杜象對女人總是很節制，並在女人們中得到作風紳士卻冷漠疏離的名聲。因此，熱烈的情感對杜象而言很不尋常。
比如在Maria與家人搭船往巴黎後，杜象便急切地寫信說：「…如你這麼懂我，應該知道這是我人生第一次，發現自己能完全接受一個人本來的模樣，而不會想要挑釁或叛逆。我終於是一個可以簡單又純粹的愛你的人。」
而杜象對Maria這感情的質地，或者說Maria對他的意義，在另一次通信中又表現出來：「下棋比賽之間我有很多時間，所以想了很多我們的事。當人生只需要思索內在自我的時候是多麽簡單！所以我做了一趟旅行，去你的內在自我世界。我在那兒找到以前就猜想會在那兒的，那些東西說不出名字，連任何最詩意的語言也無法描繪。我們必須遵循這些東西生活，並且只遵循這些東西。而肉體上的生存則要從簡。」接著杜象抱怨要裝回那個社會化的人：「我明天就回家了。然後我又得變回那個由鋼架支撐著乾巴巴皮膚的人 – 只有妳懂我這句話的意思。」
當人極度思念另一個人時，會反覆尋找他的蹤跡，會將自己沈浸在有他影子的事物中，好像如此就與那個人在一起。有時，那個人的影子充滿在自己腦中，好像要求要跑出來成為形體，讓自己看得到、觸摸得著、聽得見。 於是，能畫畫的不停地畫下影子，雕塑的雕出影子，又或者作出聲音。
杜象的最後這件作品，由Maria離開的這一年開始製作，是以Maria的身體，或者更準確的說，以杜象對愛人的敏銳洞察與精準記憶所構思的影子，作為模特去做。這影子顯然不是「柏拉圖式」的，而是柔軟的與溫熱的。
在杜象給Maria的信中，很多時候談幫對方張羅辦展的相關事宜，再來就是充滿真摯情感的話語，只有偶爾會談及自己的創作。關於創作有時他講自己的狀態不錯，「我甚至開始畫那個女人了（用鉛筆）。」他寫道。有時講自己的狀態不好，「我對這件作品的高昂情緒有所減損，但經驗告訴我平和創作的結果比較好。」
雖然很少談論，實際上他每天都用很緩慢的速度一點一點的創作《Étant donnés》。在那些想見又見不到Maria的日子裡，像在與自己無法壓制的慾望共處。也像修復自己，藉此回到最真實的模樣。
「我領悟到我們被所謂的朋友們關在怎麼樣的牢籠裡，」杜象在其中一封信中對Maria說，而這時Maria已去巴黎三年了，「他們並沒有要害我們。只是想把我們關進牢籠。…如我們一直在講的，唯一的出口，就是你的雕塑，與我那腿張開開的女人。」然後杜象講出了他是怎麼進行《Étant donnés》創作的，「重要的是每個早上與晚上重複進行，像是唸祝禱文，或者更準確的說，像是在心中祈禱。」
然而，杜象與Maria分隔兩地實在太久，到後來Maria與丈夫帶著三個孩子回巴西，就更沒有見面的希望。這樣無望的愛情終於在1951年結束，而杜象也在分手後遇到後來的妻子Teeny，並開始了15年直到他過世都很美滿的婚姻。
但是，直到過世前杜象都沒有停止《Étant donnés》的創作。事實上，作品中女人的手，已不再以Maria，而是以Teeny為模特了。很可能，甚至早在與Maria分手之前，創作《Étant donnés》對於杜象而言，就已不再只是療癒思念。像杜象這樣非常享受平靜心境的人 – 畢竟他是個在西洋棋中看到比藝術更具有美的人，他的創作活動已經由抒發思念，發展成將自己與自己的慾望隔離，以回歸平靜，然後便可清楚看到一個人慾望形狀的方式。
有些人可能認為，這種平靜也代表著全然的自由，如同杜象一生將自己與任何思想偏見剝離時所追求的。但那更是一個人為了回到精神上的平衡以得生存的本能。每個男人在面對挫折時回到精神平衡的方式都不一樣，比如畢卡索與妻子Olga因為畢卡索一直外遇而吵架吵得最兇時，畢卡索面對不讓離婚又一直給他壓力的妻子，就把妻子畫成一個露齒又醜陋的人。而杜象到了五十幾歲好不容易遇到一個能夠生活在一起的伴侶，她卻因追求自我而離開，這應該是當時的杜象遭遇過的最大挫折。他的做法卻是抽離以回到精神上的平衡。這正是杜象非常核心的特質。
為什麼藝評家都不理解呢？因為他們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他們已經先認定杜象代表什麼樣的意義，並以這個意義去理解所有他做的事與創作。但在這些意義建構的狹窄框架中，這最後一件作品卻具有一些特徵，落在那被武斷定義為「落伍」的格子中。但這框架明明是藝術家自己發明的（藝評家這麼認為），難道是這框架錯了嗎？沒有人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於是這件作品成為懸在各種知識體系上方的半空中，無法歸於任何分類的存在了。
今日的公眾人物大多成為滿足人們知識體系結構而活的角色。而其中，活得最滋潤但也最可憐的，大概就是那些為了滿足人們認為是「他發明的」知識體系而活的了。暫且不論杜象最後這件作品在藝術史上有沒有價值。但至少他所表現出的清醒意識，對人類歷史很有價值：他的「現成物」創作決定了整個當代藝術的核心精神，各種藝術家以他為基礎發展成套知識體系。但是，杜象並沒有為了滿足以他為宗師的體系而活，沒有為留下某種眾人期待的精神遺產而活。《Étant donnés》是一個藝術家最誠實的產物，杜象的最終創作回到藝術最質樸的本質，在人類歷史上出現這樣的事，可說是感動人心了。
＊作者為成長於台灣，歷練於華爾街與北京之專業投資人，曾參與互聯網創業。畢業於麻省理工史隆管理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