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內定駐日代表、前行政院院長謝長廷曾就沖之鳥漁權爭議發表看法，謝長廷表示若馬英九政府派軍艦護漁，意味著台灣對日本不惜以戰爭來解決問題；而若對日本宣戰，因美日間簽有安保條約，也視同為台灣對美國宣戰。不僅如此，若台灣同時對美日兩大強權宣戰，又因台灣武器多為美製，日本非常熟悉，因而，台日若豈戰端必然毫無勝算。六月初，謝長廷正式以駐日代表身分，再次同台灣媒體茶敘時又說，台灣針對福島核災汙染所及之福島、茨城、櫪木、群馬、千葉5線的農產品的農產品，必須考慮開放時限。若檢查後沒顯示出遭受輻射汙染，則應開放進口；否則，廣島也曾被原子彈轟炸過，那麼廣島的食品至今也不該開放進口才對。
以上說法，若不知情的人只看發言內容，而遮掉其姓名，不免以為是日本駐台代表的私下發言意外曝光，而難以想像這是中華民國駐日代表、前行政院院長的公開談話。可以想見，日本在台灣的官員，縱然希望台灣漁船可以聞日本艦艇的風聲而喪膽，最好離沖之鳥礁的兩百海浬遠遠的，別指望偷偷摸摸地在邊緣捕魚；縱然日本官員希望台灣全面開放令民眾深感不安的福島核災農產品，或所有具備爭議性的農產品，想必也不致於如此明目張膽地對台灣放話。
前者：「派軍艦則視同開戰」。顯然有恫嚇台灣人民的意味，看似言之成理，實則於國際政治的現實上根本邏輯不通。駐台的日本官員依其專業的外交素質，必然瞭解如此說法恐將導致台日關係高度緊張，更存在引發台灣反日抗議浪潮的疑慮。後者：「禁止福島核災農產品進口須有時限」。世人對核輻射合理地感到高度恐懼，此亦為台灣反核民眾對核能潛在威脅深切理解並深惡痛絕的。料想日本駐台代表自然明白此理，不敢公開以此種言論使台灣人對日本平添反感，而使原本暗地同親日的蔡英文政府磋商便可解決的問題，徒然橫生變數。儘管我們了解日本專業的外交官，在台日關係上必然不至於如此發言，但由於我國駐日代表都替他們把話說透徹了，日本人貌似只須旁觀坐等成果即可。
更別提廣島和長崎，作為世界史上首次遭原子彈轟炸而毀於一旦的城市，將之類比福島災區的食品進口，未免顯得不倫不類，對日本人民的情感也可能造成傷害。上述兩種言論，頗類似於國際強權的駐台官員，在威逼我國開放對台灣不利，而對其自身代表國有利的貿易協定時，私下同我國外交及行政官員的談話。當然，縱感匪夷所思，但這字字句句都出自台灣駐日代表謝長廷之口。而當記者詢問謝長廷，國內存在進口核災食品的疑慮時，謝代表卻表示目前政府並無此政策。換句話說，按我國駐日代表的意思，台灣目前並尚未打算進口福島輻射污染的農產品，但駐日代表認為應該開放而對台北喊話?莫非我國駐日代表反而在施壓台灣政府，反而在為難小英總統嗎?七月的「台日海洋事務合作對話機制」尚未啟動，總統還沒說話，駐日代表卻先表明我國政府理應合情合理的開放日本核災區的農產品進口，是否未免太不尊重蔡英文總統?會不會太過逾越了駐外使節的職權?
謝長廷作為國內資深的政治人物，官階最高曾至中華民國的行政院院長，可謂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謝代表更曾作為兩千零八年中華民國的總統候選人，堪稱是有機會成為台灣總統的；但是，當謝長廷成為中華民國正式派駐於日本的代表時，顯然忘卻了自己的身分，處處為日本發言而對台灣施壓，不知意欲何為?外交為內政的延伸，謝長廷的言論，是否經過蔡英文總統的默許，實則為蔡總統嘗試對台灣社會放風聲試探輿情?亦或，謝根本無視小英總統而自行暢所欲言?駐外官員可以依自己的喜好與傾向，擅自對外發言嗎?不免令人不解。
駐外代表的基本職責，為公開及私下處處為自己的代表國爭取權益，依照代表國的需求及利益，對駐在國表現出或強硬、或親善、或妥協的姿態。如今，雖不曉得我國的駐日代表是否已經私下為台灣爭取到什麼利益，倒是見其發表一系列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言論，國人對謝長廷扮演的角色不免感到困惑。謝代表究竟是台灣駐日的代表官員，亦或是日本駐台的代表?按說理應是前者，但觀其言行，卻又頗似後者。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日本官員不敢說的，我國駐日代表都替他們說完了。日本官員毫無疑問地，必然很滿意謝長廷先生的表現。如同謝長廷回應其同邱義仁的分工差異為他在日本交朋友，邱在台灣負責接待。無論如何，交朋友這個任務看來應當是可以達成的。
我們了解新政府在駐外官員的任免上，有時直接跳過職業外交官，而以政治任命的方式指派非外交專業的「自己人」，如謝長廷；或以不盡人情的方式拔掉職業外交官的「外人」，如沈呂巡。這些，國人都可以理解，也都沒有關係。即便如此，新政府縱然不畏政治酬庸的嫌疑，任命非外交專業的自己人作為駐外官員，怎麼說此人都該替台灣說話、替台灣人民對外爭取權益、替台灣政府對外據理力爭。這本是政府駐外官員的份內職責所在，也是外交官在台灣社會普遍受到敬重、享有一定地位的根本原因。
台灣社會敬重外交官，因為其不畏艱難，在世界各地為台灣的國際地位奮鬥；台灣人民尊崇外交官，因為其不懼台灣的外交困境，周旋於世界各國的政要及遊說團體，為台灣政府及人民的權益與尊嚴而奔走。台灣年輕人嚮往成為外交官，是因為我國的外交官，在中共及國際社會對台灣的層層封鎖與打壓中，不惜犧牲伴侶的工作及自身孩子的教育(往往隨父母親的駐在國更換或調回外交部，而不斷轉學、不斷適應新的環境與同學)，以犧牲小我的精神來成就國家。
當然，日本作為先進而高度開發的民主國家，環境舒適、風景優美、生活便利，駐日的謝代表顯然不至於因派駐日本，而須要做出太大的犧牲，或因為人在日本，而感到有什麼不愉快不方便的地方。即便如此，或許謝長廷先生有自己的難言之隱，有許多不得不說出口的心底話；那麼，當個非典型外交官也無妨。就如同台北市民願意將台北市政交由外科醫師柯文哲來學習市政般，我兩千三百五十萬國民自然也願意將駐日代表這般重要的職位，交由謝前院長作為外交事務的實踐學習。
因此，我們期許台灣駐日代表於閒暇之時，多請益日本當地的國內外職業外交官，如何妥適地扮演好駐外代表的身分。倘非如此，謝前院長若仍將過往在台灣操作政治、引導輿論的習慣帶到日本，恐怕日本要不輕視台灣也有困難。畢竟，台灣駐日代表反過頭來替其駐在國日本發聲，並對台灣內部下指導棋，恐將削弱蔡英文總統之後七月對日談判的籌碼，並壓縮台日雙邊談判可取得的相互諒解、相互妥協的空間。
為避免日本政府輕視我國，將小英政府視為日本將來四年甚至八年內，可無所顧忌大佔台灣便宜的禁臠。為我中華民國政府未來對日談判得以談的更有尊嚴，彼此交涉攻防時得以更有彈性。駐日代表的一言一行，恐需更加謹慎小心，此種關乎台灣人民權益之事，政府不可不慎，國人不可不察。然謝長廷作為駐日代表自然也有值得稱道之處，比如謝長廷表示，關於慰安婦的問題，一貫立場要求日本必須道歉必須賠償；這部分，顯然比行政院院長林全前些日子表示慰安婦未必都是被日本殖民政府強迫，更維護住了政府的立場與尊嚴。
＊作者為自由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