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近午夜時分的貝爾格萊德街頭，塞爾維亞工程師弗拉達正在急匆匆地往家趕。當晚，他和20歲的兒子一起外出，但炸彈從天而降，電網癱瘓，一片漆黑，他想趕緊回家。
為制止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總統米洛塞維奇的軍隊在科索沃針對阿爾巴尼亞族人的暴行，北約這個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聯盟自1999年3月底開始空襲南斯拉夫聯盟。時間回到當地時間1999年5月7日，由美軍主導的空襲行動仍呈愈演愈烈之勢。
幾周來，弗拉達一家時常被迫與其他人一起擠在住宅樓的地下室裏，聽著空襲警報，祈禱他們的住房不會被失控的飛彈擊中。
有的鄰居覺得自己很幸運，因為他們的住宅樓就在中國大使館旁邊。這是重要的外交機構，肯定能保障附近住家的安全。
但是，正當弗拉達和兒子在黑暗中走近住宅樓的玻璃門時，美軍的B-2匿蹤轟炸機已抵達貝爾格萊德上空，並精準鎖定了一個由中央情報局挑選並批准的目標。弗拉達最初只聽到「嗖」的一聲，根本沒有時間躲閃。玻璃門被震碎，他們滿身都是碎玻璃。
「第一顆炸彈的衝擊波讓我們飛了起來，我們隨即倒地。然後，炸彈一個接一個，砰砰砰，整座樓的護窗板都被衝擊波扯掉了，所有窗玻璃都碎了。」
他們十分驚恐，但並未受傷。五顆炸彈都擊中了一百公尺外的大使館。
此前，在這場未經聯合國授權，並遭到中俄兩國激烈反對的空襲行動中，美國和北約已經由於日益增加的平民傷亡而受到關注。現在，他們又轟炸了中國大使館—中國主權的象徵。
很快，交際廣泛的中國商人沈紅就在貝爾格萊德的另一邊聽到了使館被炸的傳言。他感到難以置信。他父親幾天前從上海打來電話時還開玩笑說，他應該把新買的賓士車停在中國使館，以保障其安全。
「我給一個我認識的警察打電話，他說，對，使館確實被炸了。他讓我馬上過去。我才知道這是真的。」
他到現場時，只看到一片混亂。使館大樓還在燃燒，滿身都是血和灰塵的工作人員還在從窗戶往外爬。米洛塞維奇的黨羽也來到現場，將轟炸大使館事件稱作北約暴行的最新案例。就在兩周前，米洛塞維奇剛被國際法庭以反人類罪起訴。
「我們不能進去，有很多煙，沒有電，我們什麼也看不見，太恐怖了，」沈紅說。
沈紅看到了自己認識的使館文化參贊，參贊將窗簾綁在身上從二樓的窗戶逃了出來。「我們沒看見他已經受傷，他自己也沒注意到。我和他握手時才發現，我的手上都是血。我告訴他：『你受傷了，你受傷了！』可是他看見血就暈過去了。」
第二天，沈紅得知，他的兩個好朋友，一對新婚的記者夫婦—31歲的許杏虎和27歲的朱穎—已被一顆擊中使館客房的炸彈炸死。
這兩人都為中共黨報《光明日報》工作。許杏虎是學外語的，會講流利的塞爾維亞語。他發表了一系列題為《親歷炮火》的特別報道，記錄了空襲期間在貝爾格萊德的生活。
朱穎是該報廣告部的美術編輯。她母親聽到朱穎的死訊時，悲傷過度，暈倒送醫。朱穎的父親只好獨自一人赴貝爾格萊德處理女兒的遺體。
還有一位記者—48歲的新華社記者邵雲環—也在事件中死亡。她丈夫曹榮飛眼部重傷，幾乎失明。據信在使館領導一個情報小組的武官也受重傷，被送回國時還處於昏迷狀態。事件中共有三人死亡，至少20人受傷。
共有五顆GPS制導炸彈擊中了中國大使館，其中一顆穿過了大使官邸的屋頂，但沒有爆炸，大使可能因此而倖免於難。
在沈紅看來，轟炸使館是戰爭行為。第二天，他在貝爾格萊德組織了一場示威遊行，他舉的牌子上寫道：「北約：納粹美國恐怖組織」。
這場示威只是一個開始。
使館被炸僅僅幾個小時之後，就出現了兩個相互矛盾的說法。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雙方堅持的立場越來越僵化。直到今天，關於這個仍然影響美中關係的事件的討論，從網上論壇到美中官員的會議，還是圍繞著這兩個互相對立的看法。
轟炸大使館事件引發了許多猜測，其中不少未解的問題和不清楚的細節被編織在一起，形成陰謀論。這些陰謀論曾出現在一些世界上最受尊重的報紙上。
儘管美國一直否認，但幾乎所有中國人都相信，美國轟炸中國大使館是蓄意行為。然而，就像一位前北約官員所指出的，事件至今已20年，仍未有清楚的證據可以證明這種說法。
轟炸後的最初幾個小時裏，美國和北約很快就公開宣佈這是一起事故。但同時，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則將其稱作「戰爭罪行」和「野蠻行徑」。
在空襲南聯盟期間，駐布魯塞爾的北約發言人謝伊（Jamie Shea）每天用其倫敦東區口音發佈最新戰況。事件當晚，他半夜從睡夢中被叫醒，並被告知他第二天早晨將必須面對國際媒體。事件剛剛發生，信息不全，但他必須對事件作出最初的解釋，並表示歉意。他在記者會上說，北約軍機「炸錯了建築物」。
「這就像一起火車事故或車禍，你知道出了什麼事，但你不知道出事的原因，」20年後，謝伊這樣回顧那起事件。「確定原因花的時間要長得多……但從一開始就很清楚，打擊外國使館並不在北約計劃之中。」
一個多月後，美國才向中國提供了一個完整的解釋：使館被炸是由一系列基礎性錯誤導致的。
美國官員說，真正的打擊目標是南聯盟軍需供應採購局總部（FDSP），一個負責國防設備進出口的政府機構，距離中國大使館有幾百公尺遠。其灰色辦公樓保留至今。
北約原本希望空襲行動只要持續幾天，就可使米洛塞維奇就範。但是，到5月7日，空襲已經持續了六個星期，北約急需找到數以百計的新目標，以維持空襲行動。一般情況下並不參與選擇目標的中央情報局決定，應該轟炸南聯盟軍需供應採購局總部。
但是，美國最主要的情報機構卻使用了一張錯誤的地圖。
炸館事件兩天後，美國國防部長科恩（William Cohen）說：「簡單地說，我們的一架飛機攻擊了錯誤的目標，因為轟炸指令依據的是一張過時的地圖。」他指的是一張美國政府使用的地圖，中國大使館和南聯盟軍需供應採購局總部的正確位置都沒有在此地圖上標出。
美國情報人員只有南聯盟軍需供應採購局總部的地址—藝術大街（Bulevar Umetnosti）2號。他們用了一種基本的軍事導航技術來大致確定其坐標。中央情報局局長特尼特（George Tenet）後來說，這種技術非常不準確，根本不應該用這種方法來確定空襲目標的位置。
特尼特說，不僅如此，情報機構和軍方用來交叉核對目標的數據庫都沒有列入大使館的新地點，儘管許多美國外交官都曾進入這座使館大樓。
任何到過這個地點的人都會看到，這是一個封閉式的大院，裏面有一座蓋著東方式綠色琉璃瓦屋頂的五層大樓，門口有一塊標明中國大使館的青銅門牌，十多公尺高的旗桿上飄著一面亮紅色的大號中國國旗。
對許多人來說，中情局的解釋很難令人信服—世界上最先進的軍隊轟炸了一個同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國家，而且是最反對北約空襲行動的國家之一，其原因僅僅是地圖出錯了。中國政府對此完全不接受，說這種說法「毫無說服力」。
1999年6月，美方派特使赴中國解釋轟炸大使館事件時，中國外交部長對他說：「『誤炸』結論是中國政府和人民不能接受的。」
但是，如果不是誤炸，美國為什麼會蓄意對中國進行襲擊呢？
1999年5月8日是個星期六。駐北京的美國外交官阮大為（David Rank）早上起牀，打開電視，收看CNN新聞台。
電視上正在播放貝爾格萊德的現場畫面，中國大使館在暗夜中燃燒著。
當天下午，成千上萬的憤怒的中國示威者就開始在美國大使館外面聚集。阮大為當時還相當鎮定，他打電話給他的上級—美國大使館政治處主任。「我說，吉姆，你知道，這是最難以置信的事情。」
阮大為急忙從住處來到美國大使館，使館官員正試圖了解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顯然是什麼地方出了問題，但是，這肯定是，而且必須是一個悲劇性的錯誤。
「非常顯然，這是一起『戰爭迷霧』事故……當時我沒想到此事會成為一個大問題。顯然它是個大問題，但我沒想到它會成為那樣一個失控的事件，」阮大為回憶說。
其後的幾個小時裏，外界開始了解中國政府和民眾將作出怎樣的反應。
阮大為的中國朋友們紛紛給他打電話，這些普遍持自由派觀點的中國人對轟炸大使館事件表示憤怒。美國駐華的記者們也接到類似的電話，一些本來立場親美的中國人感到震驚，感覺遭到了背叛。
中國官方媒體已經推出了一個清楚明白的說法—美國轟炸中國使館，違反了國際法。「我從很多很多中國人的嘴裏聽到了完全相同的說法，那是幾乎每個字都一樣的、表達真實憤怒的話語，」阮大為說。
當天下午，成千上萬的學生走上北京街頭，聚集在美國大使館外。示威活動很快就開始向暴力的方向發展。
「他們把地磚翻了出來。北京的人行便道沒有鋪水泥，鋪的是大塊的地磚。他們把地磚翻出來砸碎，然後把磚塊往牆裏扔，」阮大為說。
包括美國大使尚慕傑（James Sasser）在內的十幾個使館工作人員躲在一座樓房裏。許多磚塊砸破了玻璃窗，落在樓內。使館的車輛也被損毀。
示威者發出的訊息很明確：炸館是蓄意行為，因此，就像一條標語所說的，要「血債血償」。第二天，示威人群進一步擴大，有的報道說有十萬人參加。示威者衝入使館區，向英國和美國大使館投擲石塊、油漆、雞蛋和混凝土塊。
使館發言人比爾·帕爾默（Bill Palmer）也被困在一座樓裏。他當時說：「我們感覺就像人質一樣。」
在1989年天安門民主運動以後的十年間，由於政府的嚴密控制，如此大規模的示威活動還前所未見。這一次，民眾的憤怒並不是指向共產黨。但是，隨著「六四」鎮壓十週年紀念日的臨近，政府不得不保持平衡，既要允許民眾發洩憤怒，又要維持住對局勢的控制。
中國國家副主席胡錦濤罕見地發表了一次電視講話，對抗議者表示支持，但同時警告說，示威活動必須「依法有序地進行」。
抗議並非只局限在北京。那個周末，上海等城市也出現了示威人群。在成都市的美國總領事官邸被人縱火焚燒。
秦偉平當時18歲，是廣州航海高等專科學校的學生幹部。他說，抗議者們當時並不知道北約已經為他們所說的「誤炸」道歉。「政府隱瞞了這條重要信息，他們沒告訴我們，所以每個年輕人都感到憤怒。我們只想上街抗議美國。」
他說，校方最初要求學生必須待在宿舍裏。但事件發生24小時後，校領導通知他，上級要求組織三萬名學生在美領館附近街道上示威，航海學院需要出500人。
熱血沸騰的學生們抽籤決定誰去參加示威。當局用巴士將學生送到現場，讓他們讀已經凖備好的聲明，聲明裏都是官媒使用的生硬的套話。「他們給我們很長的句子，可是在街上很難用長句子說話。」他決定喊口號，聲討北約和美國的「邪惡」。
「我們當時都是年輕人，就是感到憤怒。我們的情感像波濤一樣傾瀉出來，」 秦偉平說。他現在定居美國，經常在YouTube網站上發表批評中國政府的脫口秀視頻。
阮大為也認為，示威人群的憤怒是真實的。「我覺得，如果你說這都是體制製造出來的，那真是低估了中國人民，」他說，「他們是真正地憤怒。」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中國政府對民眾展開系統的民族主義宣傳和「愛國主義教育」。中小學教科書、大學課程和大眾傳媒都致力於灌輸這樣一種觀點—中國擁有偉大而仁愛的文明，但曾遭受西方霸權的壓迫和羞辱。中國大使館被炸，似乎印證了這種宣傳的真實性。
「我認為，普通中國人的憤怒，只有在這個歷史背景下才能理解，他們受社會環境的影響，因而憎恨西方，」英國曼徹斯特大學中國政治學教授、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專家葛小偉（Peter Gries）這樣評論。
劉明福是一位解放軍退休大校，以對美國持強硬立場聞名。他認為，一系列事件可以證明美國正在打一場針對中國的「新冷戰」，而轟炸大使館事件就是其中之一。
「那完全是故意的，是一次有目的、有計劃的轟炸，而不是事故。」
後來，美國就此事件賠償中國2800萬美元，而中國也因為美國駐華使領館在示威中受到破壞，向美國支付近300萬美元的賠償。另外，美國還向傷亡者家屬支付了450萬美元。
但是，中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在那場戰爭中究竟做了什麼？
就在使館被炸前的那天中午，杜桑·揚季奇（Dusan Janjic），一位主張民族和解的塞爾維亞學者，在貝爾格萊德市中心的一家高級餐館與一位好友共進午餐。
揚季奇的這位朋友名叫任寶凱，在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擔任武官。揚季奇說，任寶凱出奇地坦率，告訴他中國正在針對北約和美國的軍事行動進行諜報工作，並跟蹤監視北約軍機。任寶凱邀請他當晚去大使館吃晚餐，因為他知道他喜歡中國菜。
「我開玩笑說，『得了吧，你們會被轟炸的！我才不去呢！』」揚季奇回憶說。當然，他只是在說笑，而並非真的認為使館會被攻擊。
揚季奇當晚沒去使館吃飯。炸彈擊中使館時，任寶凱被甩到天花板上，然後落到爆炸留下的彈坑中。他陷入昏迷，第二天早晨才在地下室裏被發現。
五個月之後，1999年10月，兩份報紙—英國的《觀察家報》和丹麥的《政治報》—發表文章說，美國轟炸中國大使館可能是故意的，而武官任寶凱主導的行動可能促使美國做出了攻擊的決定。
這兩份報紙引述北約內部的消息人士說，中國大使館成了南聯盟軍隊的「無線電轉播中心」，因此從禁止轟炸的目標清單中被移除。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說，該報道是「胡言亂語」。英國外交大臣庫克也說該報道「沒有絲毫證據」。
該報道的作者包括延斯・霍爾舍（Jens Holsoe），他自1995年至2004年擔任《政治報》駐巴爾幹地區的記者；還有約翰・斯威尼（John Sweeney），當時任《觀察家報》記者，後來又為BBC工作。20年後，他們仍然堅信報道的凖確性，認為美國轟炸中國大使館是故意的。
霍爾舍說，最初促使他展開調查的是中情局局長特尼特的公開發言。他當時說，衛星圖像沒有顯示出該目標是一個大使館，「沒有國旗，沒有標記，沒有清楚的標識」。但實際上，這些東西現場都有。
霍爾舍說，他的消息來源包括一名很高級別的丹麥軍方人士，此人當時一度表示願意公開證實美國轟炸中國使館是故意的。「然後他突然退縮了，他說如果他就此事再跟我說一個字，他可能就會被撤職，甚至吃官司。」
霍爾舍說，當時很清楚，塞爾維亞軍隊和中國之間有軍事合作，他本人就曾親眼看到南聯盟軍車進出中國大使館。
美國官員對《紐約時報》說，轟炸大使館事件後他們得知，駐貝爾格萊德大使館是中國在歐洲最重要的情報收集平台。
武官任寶凱活了下來，後來晉升少將軍銜。他拒絶了BBC的採訪請求，他說是因為他已退休。
僥倖逃生的中國大使潘佔林後來出版了一本書，他在書中否認中國大使館曾被用做南聯盟軍方的「轉播中心」，也否認南聯盟曾將擊落的美軍F-117A匿蹤戰鬥機的殘片交給中國作為交換。
許多人相信，中國確實得到了F-117A的殘片，目的是研究其匿蹤技術。還有人猜測，中國利用北約的空襲行動來測試追蹤匿蹤轟炸機的技術。
但是，即使這都是真的，美國真的會甘願冒如此大的風險，蓄意轟炸中國大使館嗎？
對這個問題，連前南斯拉夫政府的內部人士都沒有一致的看法。一位前南聯盟軍事情報官員告訴BBC，他相信炸館是故意的，中情局的解釋是可笑的。但一位已退休的前南斯拉夫軍隊上校則說，他相信美國政府的說法。
「當壞事發生時，所有人都覺得肯定有一個秘密的原因，肯定不是錯誤，而是陰謀，」前北約發言人謝伊說，「我認為這完全是胡說八道。那是地圖的錯誤，是很糟糕的錯誤。」
這是4月下旬的一個晴朗的日子，轟炸事件紀念碑前放了十幾束鮮花。沈紅不由自主地要去重新整理這些花束。他常常到被炸使館舊址來憑吊他死去的朋友們。
他並不孤單。每天都有一車車的中國遊客來到此地，看這塊紀念碑，還有附近的孔子塑像。
一對來貝爾格萊德度蜜月的年輕中國夫婦，小張和小何，也來此地憑吊。他們與許杏虎和朱穎死去時的年齡差不多大。「三位我們的同胞在這裏死去，我們小時候就知道這事，所以現在要來看看，」小何說。
一位姓楊的導遊帶著三十幾名中年中國遊客，乘巴士在巴爾幹地區進行為期兩周的觀光。他說，使館舊址是必來的一站。「我們的使館被美國人炸毀了，所有中國人都知道。」
1999年時，中國還沒有成為一個經濟、技術和軍事上的超級大國。當時，中國一心致富，其外交政策遠遠沒有今天這樣令人矚目。但20年後，中國意識到自己已經和美國一樣成為世界頂級強國，開始在全球範圍內展現其野心。
被炸使館的舊址被重新開發，將成為歐洲最大的中國文化中心之一。其象徵意義不言自明：一塊在西方霸權下經歷屈辱和悲劇的土地浴火重生，成為展現中國燦爛歷史的閃亮殿堂。
這顯示，北京無意遺忘炸館事件，而是想以此證明，美國是一個意圖傷害中國的帝國主義超級大國。曾駐北京的外國外交官們說，此事件至今仍時常在談話中被提起。
但是，即使是那些當年曾要求北京立即採取報復措施的中國鷹派人物，現在也認為，幸虧中國當年的反應沒有失控。沒有美國人在抗議活動中死亡，雙方的賠償協議使北京得以暫時擱置此事。
「我們當時是發展最快的國家，每年經濟都是兩位數增長。如果我們那時候因為戰爭而停止發展，我們會損失很大，」沈紅說。他這樣說的時候，又一隊中國遊客來到這裏參觀。
「我是一個比較激進的人，通常會更傾向於戰爭手段。但回想起來，我覺得他們當時做得對，因為我們現在已經能和美國人平起平坐了。」
Ellen Jin對此文研究亦有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