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公平程度升至自大蕭條前夕以來的最高水準之際，短期經濟將很難強健復甦，而以努力工作換取美好生活的美國夢正緩慢地幻滅。
歐巴馬連任美國總統，此事有如一次羅氏墨漬測驗〈Rorschach test，編注：用來判斷個人性格的測驗〉，可以有很多解讀方式。在這次選舉中，兩大陣營辯論一些我深感憂慮的議題，例如美國經濟看來正深深陷入長期萎靡的狀態，以及頂層一％與底層九九％之間愈來愈大的鴻溝，不只是分配結果不公平，機會也不公平。對我來說，這些問題是一件事的兩個面向：在不公平程度升至自大蕭條前以來的最高水準之際，短期內經濟將很難強健復甦，而以努力工作換取美好生活的美國夢正緩慢地幻滅。
不公平加劇與復甦乏力緊密相關，但政界議論相關問題時，往往把它們當作兩個獨立的現象。不公平扼殺、阻礙和抑制經濟成長。連傾向自由市場立場的《經濟學人》雜誌也在〈二○一二年〉十月的專題中表示，美國的不公平程度和性質對國家構成嚴重的威脅。我們理應知道有些事情出現可怕的錯誤。但四十年來不公平不斷擴大，而且出現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之後，我們仍然無所作為。
中產階級弱化，撐不起消費內需
有四大原因使不公平扼殺復甦。最直接的原因是中產階級太弱，撐不起向來推動美國經濟成長的消費支出。二○一○年，收入最高的一％美國人拿走九三％美國所得成長，而中產階級家庭經通膨調整的家庭所得低於一九九六年的水準，他們最可能把所得花掉而不是存起來，某個意義上是真正的就業創造者。危機前十年的經濟成長是不可持續的，它仰賴底層八○％的人花掉他們一一○％的收入。
第二，中產階級自一九七○年代以來逐漸空洞化，這趨勢只有在一九九○年代曾短暫中斷。他們無法藉由投資自己和下一代的教育，以及藉由創業和改進既有業務來投資在自己的前途上。
第三，中產階級的虛弱正阻礙稅收成長，尤其是因為頂層非常擅長避稅和遊說華府為他們提供租稅減免。最近政府把年所得超過四十萬美元和家庭年所得超過四十五萬美元的邊際所得稅率恢復到柯林頓時代的水準，但這種溫吞措施對改變大局毫無作用。華爾街投機所得的稅率遠低於其他類型所得。低稅收意味著政府沒有能力做一些對恢復長期經濟活力至關緊要的投資，例如基礎設施、教育、研究和醫療的關鍵投資。
第四，不公平與景氣波動更頻繁和劇烈有關，這種波動使經濟變得比較動盪和脆弱。雖然不公平並未直接導致危機，但美國上一次出現如此嚴重的所得和財富不公平已經是一九二○年代末的事，結果造成股市崩盤和大蕭條。國際貨幣基金已經指出，經濟不穩定與經濟不公平之間有系統關係，但美國的領袖仍未吸取這個教訓。我們向來認為任何人只要有才能而且努力工作，都可以成功。嚴重加劇的不公平違背這種理想，因為這意味著生在貧窮家庭的人很可能永遠無法充分發揮潛力。加拿大、法國、德國和瑞典等富裕國家兒童的成就超越父母的機會比美國兒童多。我們超過五分之一的兒童過著貧困的生活，在所有先進經濟體當中是第二差，比保加利亞、拉脫維亞和希臘等國家還差。
我們的社會正在浪費它最寶貴的資源：我們的年輕人。吸引世人移民美國的美好生活夢想，正因為所得和財富分配日趨懸殊而遭摧毀。托克維爾一八三○年代觀察到，美國人本質上非常重視公平，他如果知道現今的情況，相信會震驚不已。
失業率大增，壓低薪資
即使我們可以忽略經濟考量來修正不公平的問題，不公平對社會結構和政治生活的破壞也足以令我們擔憂。經濟不公平導致政治不公平，而且破壞我們的決策程序。
儘管歐巴馬表示有決心幫助所有美國人，經濟衰退和當局的應對方式產生的後遺症已經令情況大大惡化。政府的紓困資金二○○九年大量湧入銀行，失業率在十月急升至一○％。目前七．八％的失業率數字看來不錯，部分原因是很多人退出勞動市場或選擇不就業，又或者因為找不到全職工作而勉強接受兼職工作。
高失業率當然會壓低薪資。經通膨調整的實質薪資出現停滯或萎縮，典型的男性勞工二○一一年的所得是三萬兩千九百八十六美元，比一九六八年三萬三千八百八十美元還低。稅收萎縮已經迫使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縮減對中低階層至關緊要的服務。
多數美國人最重要的資產是房子，而隨著房價大跌，家庭財富也大幅萎縮，尤其是很多人因為拿房子抵押借了很多錢，陷入負債超過資產的負淨值狀態，家庭財中位數從二○○七年的十二萬六千四百美元大跌近四○％，來到二○一○年的七萬七千三百美元，隨後僅小幅回升。自大衰退開始以來，美國的財富成長大部分落入最富有的極少數人手中。
在所得停滯或萎縮的同時，學費大漲。在美國，向上流動唯一比較有把握的方法是接受高等教育，而負擔高等教育學費的主要方式是貸款。學貸餘額在二○一○年首度超過信用卡債務，如今高達一兆美元。
學貸幾乎不可能豁免，即使宣布破產也不行。如果孩子不幸死亡，共同承擔學貸的家長也未必可以卸下債務。即使以營利為目的、由剝削的金融家擁有的學校以誤導的承諾引誘學生入學，提供品質低劣的教育服務，使學生畢業後未能找到像樣的工作，但學貸仍然必須償還。
我們並非只能為銀行大量注資，我們其實可以嘗試藉由援助中低階層重建經濟。我們可以幫助房貸超過房屋市值的「負淨值」房貸戶重新開始，辦法是豁免部分房貸本金，而如果房價回升，銀行可以分享房價漲幅。
我們應該認識到，年輕人如果長時間失業，技能會退化。我們其實可以確保所年
輕人不是在學便是就業，再不然便是正在接受職業培訓，但我們卻容許青年失業率高漲至全國失業率的兩倍。有錢人的孩子可以上大學或研究所而不必背負重債，又或者做無薪的實習工作以便美化履歷，中低階層的孩子卻不能這麼做，其實我們正在播下不公平進一步擴大的種子。
塑造市場力量壓低不公平
對此有責任的當然並非只是歐巴馬政府。小布希總統二○○一和二○○三年大幅減稅，而且為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耗費數兆美元，導致國庫空虛，同時擴大貧富鴻溝。他所屬的共和黨忽然間很重視財政紀律，堅持維持有錢人的低稅負，同時大砍窮仰賴的服務，實在是虛偽到極點。
人們為不公平提出種種藉口。有人說這不是我們可以控制的，是全球化、貿易自由化、科技革命和其他國家崛起等市場力量導致的。還有人聲稱，如果我們試圖減輕不公平，將會損害本已疲軟的經濟成長動力，導致所有人的境況變差，這些都是出於自利考量的無知謬論。
市場力量並非孤立存在，我們其實可以塑造這些力量。其他國家，例如經濟快速成長的巴西，藉由塑造市場力量壓低不公平，同時創造出更多機會和較快速的經濟成長。
比我們窮得多的一些國家也決定為所有年輕人提供必要的食物、教育和醫療，以便他們可以實踐抱負。
我們的法律架構和執法方式使金融業有較大的濫權空間，使企業高層享有不合理的高薪，使各種集團得以不公平地利用它們的高度集權謀利。
沒錯，市場認為某些技能比較有價值，擁有這些技能的人因此享有較高的收入。沒錯，全球化和科技進步導致一些優質製造業工作流失，而且可能就此消失。全球製造業就業人口正在縮減，因為生產力大幅上升，而美國的製造業新工作比例很可能愈來愈小。如果我們成功「挽救」這些工作，唯一的辦法可能是將比較高薪的工作變成低薪工作，而這絕非長遠之計。
全球化與各國以不平衡的方式追逐全球化，削弱勞工的議價能力，企業可以威脅遷往其他國家，尤其當稅法非常照顧這種外資的時候。這削弱工會的力量，雖然工會有時是經濟僵化的一項原因，但在全球金融危機中應變最有效的國家，例如德國和典，其實都是有強健工會和有力社會保障制度的國家。
隨著歐巴馬展開第二任期，我們必須面對一個事實：如果沒有直接處理不公平的政策，美國將不能快速且有意義地復甦。我們需要一個全面的政策，至少應該包括可觀的教育投資、累進程度較高的稅制，以及對金融投機活動課稅。
好消息是，我們的思考框架已經改變。以前我們會問：為了多一些公平和機會，我們願意犧牲多少經濟成長？現在我們認識到，我們正為嚴重的不公平付出高昂的代價，而減輕不公平和促進經濟成長是密切相關、相輔相成的目標。我們所有人，包括我們的領導人，都應該鼓起勇氣，以長遠的眼光去處理這個困擾我們已久的弊病。
＊本文選自天下雜誌出版《大鴻溝 － 從貿易協定到伊波拉病毒，撕裂的階級擴大衝擊全球社會公平》，作者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著有《不公平的代價》（The Price of Inequality）、《失控的未來》（Freefall）和《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等暢銷著作。他是《紐約時報》和Project Syndicate的專欄作家，亦替《浮華世界》（Vanity Fair）、美國政治新聞媒體Politico、《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和《哈潑雜誌》（Harper's）撰稿。目前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住在紐約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