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最富有的400 個納稅人年所得超過2 億美元，但所得稅率不到20％，但年所得100 萬美元適用25％稅率，的確，「只有小人物才繳稅」。
赫姆斯蕾〈Leona Helmsley〉 是個惡名昭彰的人。這位某飯店集團的高層一九八九年因逃避聯邦所得稅被判刑，而她的著名事跡包括曾對著記者說：
「只有小人物才繳稅。」如果這句話是在講為人處事的原則，那或許足以為二○○七年逝世的赫姆斯蕾太太贏得「刻薄女王」的稱號，但如果是在預測美國稅收政策的公平程度，或許可以彰顯赫姆斯蕾太太的先見之明。
今天〈二○一三年四月十四日〉是美國人申報所得稅的截止日，如果我們能停下來想想我們的稅制和它創造出來的社會，或許大有好處。沒有人喜歡繳稅，但除了極端的自由主義者，所有人都同意何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的說法：納稅是文明社會必須付出的代價。但是最近數十年來，支付這代價的負擔分配方式愈來愈不公平。
十個美國人約有六個認為稅制不公平，他們是對的。簡單而言，非常有錢的人並沒有承擔公平的稅負。美國最富有的四百個納稅人年平均所得超過兩億美元，而他們支付的所得稅率不到二○％，遠低於年所得一百萬美元的人適用的二五％稅率，與年所得二十至五十萬美元的人相若。二○○九年，頂層四百人有一百一十六人支付的所得稅率不到一五％，占人數將近三分之一。
保守派人士喜歡指出一件事：美國有錢人繳的稅占政府總稅收一大部分，任何累進稅率制度都是如此，富裕的人支付的稅率較高。另一個事實是：隨著美國有錢人的所得近年大增，他們繳的總稅額也增加了，即使我們採用單一稅率，情況也是這樣。
我們應該感到震驚和憤怒的是，隨著頂層一％變得極度富有，他們支付的有效稅率顯著降低了。我們的稅制累進程度遠低於二十世紀大部分時候。二戰期間，美國最高的邊際所得稅率曾達到九四％，一九六○和一九七○年代維持在七○％，如今是三九．六％。自一九八○年代雷根展開「改革」起，稅制的公平程度在三十年來嚴重衰退。
倡導提升稅制累進程度的租稅正義公民會〈Citizens for Tax Justice〉估計，如果把聯邦、州和地方稅收加起來，二○一○年頂層一％支付的稅款僅為美國總稅收的二○％多一點，約與他們的所得占國民總所得的比例相當，一點也不累進。
根據經濟學家皮凱提和薩斯的研究，在有效稅率這麼低，加上重要的資本利得稅率僅為二○％，使得頂層一％占國民總所得的比例自一九七九年以來上升一倍，頂層○．一％的所得比例更是上升近兩倍，這樣的結果並不令人意外。回想之前提到，頂層一％占有美國總財富約四○％的情況就更令人不安。
租稅特權可以代代相傳
如果這些數字仍無法讓你感受到不公平，我們來比較一下其他富裕國家的情況。
美國的最高邊際所得稅率水準之低，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中顯得十分突出。
這種低稅率不是促進成長的必要因素，例如德國的最高所得稅率雖然比美國高一大截，但仍能維持先進製造業中心的地位。此外，我們的最高稅率所得課稅門檻遠比其他國家高。例如丹麥的最高稅率超過六○％，而且年所得超過五萬四千九百美元便適用。美國要年所得四十萬美元〈或夫妻年所得四十五萬美元〉才適用三九．六％的最高稅率。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中，只有韓國、加拿大和西班牙有更高的課稅門檻。
數十年來，多數西方國家的不公平程度也在擴大，但不像美國那麼嚴重。多數經濟學家認為過度不公平的國家無法運作得好，許多國家已運用稅法協助「糾正」市場的財富和所得分配，美國沒有這麼做，或至少做得不多。事實上，美國頂層享有的低稅率讓不公平加重與延續，以致美國的所得不公平程度在先進工業國家中最為嚴重，機會公平程度則是最低的。這嚴重違反美國歷來重視人才的理想，至少各領域的領袖仍普遍宣稱擁護這種理想。
多年來，美國一些有錢人在爭取特殊待遇方面非常成功，他們將愈來愈多國防、教育和社會福利等支出負擔轉移到其他人身上。諷刺的是，美國一些跨國企業尤其如此，它們拜託聯邦政府爭取有利的貿易協定，使它們得以輕鬆進入海外市場，也請求聯邦政府捍衛在世界各地的商業利益，但卻利用這些海外基地來逃稅。
奇異公司已經成為這種跨國企業的標竿，雖然總部設在美國，但幾乎完全不繳稅，二○○二至二○一二年間，有效稅率平均不到二％。另一方面，去年〈二○一二年〉代表共和黨競選總統的羅姆尼則是不公平稅負的有錢人代表，他承認二○一一年實際繳交的所得稅率僅為一四％，因為抱怨不繳所得稅的四七％美國人「搭便車」而惡名遠傳。
據我所知，奇異公司和羅姆尼先生均未違反任何稅法，但他們的稅負這麼輕違反多數美國人的公平觀念。
檢視這些數據時要小心，它們往往只是反映稅款占已申報所得的比例，而稅法並沒有要求申報所有類型的所得。對有錢人來說，隱藏相關資產已經成為一種精英競技活動。許多有錢人利用開曼群島或其他海外避稅天堂來避稅〈當然，他們選擇這些地方不是因為當地陽光燦爛〉。在將相關所得匯回美國之前，他們不需要申報。另一方面，資本利得也只有在實現時才必須申報。
此外，如果資產在當事人去世時傳給子孫，拜「去世時成本基礎提升」〈step-up incost basis at death〉的稅法漏洞所賜，之前累積的資本利得完全不必納稅。沒錯，美國有錢人的租稅特權可以代代相傳。
＊本文選自天下雜誌出版《大鴻溝 － 從貿易協定到伊波拉病毒，撕裂的階級擴大衝擊全球社會公平》，作者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著有《不公平的代價》（The Price of Inequality）、《失控的未來》（Freefall）和《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等暢銷著作。他是《紐約時報》和Project Syndicate的專欄作家，亦替《浮華世界》（Vanity Fair）、美國政治新聞媒體Politico、《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和《哈潑雜誌》（Harper's）撰稿。目前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住在紐約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