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領導階層對異議容忍度極低的極權中國，習近平在4月30日，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紀念活動上，竟公開讚揚這個反抗政府、追求科學與民主的學生運動。但北京當局將五四學生運動塑造成中國共產黨的誕生之源，習近平稱其為「偉大愛國主義革命運動」，呼籲青年擁抱「五四精神」、熱愛偉大祖國，絕口不提「德先生」、「賽先生」，以及中國近年對待左派學生運動的打壓態度。
中國校園內近年的政治審查、壓制愈發嚴格，就算是鐵桿的馬克思主義者也會遭殃，去年6月工運後，就有不少指標性的左翼學生運動者「被消失」。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指出，中國校園內根本沒多少人相信「五四精神」：「五四運動當時，學生的行為在全國引起共鳴，但是在今天，連北大的學生都不願意和他們學生運動的同學站在一起，社會怎麼可能在這樣的情況下，有所改變？」北京大學畢業生楊廷漢（Yang Tinghan, 音譯）痛心的說。
「中國已經有民主」？習近平談話強調：五四運動是共產黨之母
和歷任中國領導人一樣，習近平急切的想把中共的誕生與五四運動連在一起。1919年5月4日，大批學生湧上北京街頭，抗議西方列強在巴黎和會不顧中國的戰勝國身分，強行把青島的主權從戰敗國德國，移轉給一戰時佔據當地的日本。在上千名學生遊行至天安門的同時，一堆堆日本製品、日文書籍則在街道邊燃燒。兩年後，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習近平在談話中表示：「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的結合。」
但這只是部分事實，學生1919年的憤怒，直接針對的是無法保護國家利益的政府。對許多－特別是北京大學的－知識份子來說，失去青島象徵著中國迫切需要政治改革。撰寫五四運動的文化影響書籍《十億種聲音》的作者莫大偉表示：「五四當時的知識分子非常愛國，並對中國被稱為『東亞病夫』感到悲痛。因此，他們希望透過引進西方思想拯救中國」。
時任北大文學院院長的陳獨秀，就在雜誌《新青年》提出著名的「德先生」（Mr. Democracy）與「賽先生」（Mr. Science）理論，認為「唯有這兩位先生，才能拯救中國於政治、道德、學術、和智識上的黑暗。」陳獨秀也是中共的創始元老之一，但是他在1929年因為支持民主精神如媒體自由，被中共停職。
習近平在30日的談話中，也提到民主和科學是五四運動的主要構成要素，但對陳獨秀、和任何當時改革的隻字不提。美國的中國問題學者華志堅（Jeffrey Wasserstrom）指出：「中共宣稱已經發展出自己的『民主』形式，政府傾聽民意、代表人民行事，但並沒有公開的選舉。」
五四紀念活動成為「愛國活動」
中共長期致力於轉移五四運動的真正焦點─「民主」，特別是在1989年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之後。六四期間待在北京校園的莫大偉認為：「六四對五四運動的參照，與兩者間的關聯，其實非常明顯。」華志堅表示，1989年五四運動70周年的紀念活動上，全中國超過10萬名學生上街遊行，大聲唸出五四宣言，可見在該年6月4日之前，學生的示威運動受到了「五四」的影響。
六四天安門前的大屠殺，估計死亡人數的範圍從數百到數千不等，努力避免1989年抗議活動的重演，成了中共政府最重要的課題，任何有關六四的內容，在中國的網站都被嚴格的審查，中國官媒30日也完全沒有提到六四。為了讓五四的紀念活動不至於變調為政治運動的引爆點，習近平在講話中僅大肆誇讚青年的熱情、愛國主義、和創造力，並稱年輕人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先鋒力量！」
不信左派、不談政治，北大學生的折衷辦法：那只能和政府合作
時至今日，誕生五四運動的校園，隨著中共緊縮對校園的管制，任何對政府的公開批評已經近似完全不存在。中共在校園的黨支部，對學生、老師政治傾向的監控、報告越來越緊密。
自去4月「北大岳昕事件」、7月北大學生在網路上發表《北大學生就「深圳7·27維權工人被捕事件」的聲援書》，要求深圳警方立即釋放佳士事件中被捕工人後，許多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北京大學生皆「被消失」。然而許多北大學生對這些社會運動不以為然，即使有同儕「被消失」，他們的反應仍是冷漠的。哈薩克裔的內伯亞威便如此評價社運學生：「他們的極端馬克斯思想就和伊斯蘭激進思想一樣，他們常常會拿自己跟開國的馬克思主義者比較，但是開國元勳不會只想著工人階層，而是心繫於整個中華民族。」
和絕大多數的北大同學一樣，楊廷漢如今相信，學生在這個時代不能只想著與政府對抗，而必須透過與政府合作來實踐理想，這像是無可奈何的折衷策略：「如果不能領導帶來社會變遷的運動，那至少應該成為能夠決定政策的領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