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年紀念可以讓社會有機會認真地反思，並大聲地把想法說出來，努力解決過去歷史事件遺留的問題。但是當公共事件的記憶被壓抑時，社會就無法追究相關責任、反省檢討，以及讓為惡的人付出代價。對今日一些年輕世代的中國人來說，為了保護自己，無知不僅很重要，甚至是必要的。他們深信，政府的決策都是正確無誤的，任何偏離這一基準的行為都是魯莽的，甚至是危險的。二〇一八年六月，在澳洲一所大學擁擠的教室裡，一名年輕女子清楚地表達了這個觀點。她並非用質疑的口氣，而是發自內心好奇地問道：「為什麼我們要回顧這段歷史呢？為什麼你認為了解這段歷史對當今、現下的中國，特別是我們這一代年輕人有幫助呢？你認為這樣做可能會威脅到中國所謂的『和諧社會』嗎？」後來，另一名中國學生走上前來問我是否思考過，僅僅是關於六四的知識也可能對「我們完美的社會」構成危險。
對我來說，這還不是最難回答的問題。有一些年輕的中國人會在演講結束後，在四下無人的時候偷偷地來找我說話。他們躡手躡腳地走到桌子邊，以我幾乎聽不見的聲音，用不同言語問同一個問題。這個問句隱含著一種無聲的指責，像是控訴我戳穿了他們的無知。他們想知道的是，到底他們應當拿這些新知識怎麼辦？既然他們知曉了真相，接下來該做什麼？我都這麼告訴他們，去吧，盡你所能地去挖掘真相吧。盡其所能地閱讀所有能找到的各種資料。利用你手中一切的自由來獲取知識。你應該自己決定要接受哪一個版本的國家歷史。如果你願意，與他人分享你所知道的六四。更重要的是，要銘記不忘。
未來的路通向何方，台灣對二二八屠殺這段歷史的處理上或許可以作為某種示範。也許有一天，天安門廣場會建起一座紀念博物館，就像台北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也許有一天，中國也會有個一年一度的國家紀念日，就像台灣的二二八和平紀念日。然而台灣面對二二八大屠殺的這段平反之路也走了四十八年，中間還歷經了數十年的白色恐怖時期，之後又過了十六年，才有了現在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與此同時，讓那些記憶保持鮮活是我們的責任，我們應當捍衛自己的歷史記憶，並抵禦來自北京近來頻頻試圖跨越國界，干擾控制他國輿論的侵犯行為。落筆至此，我想起劉曉波在六四十五周年寫的輓歌的最後一句，以此作結是再適合不過了：
在絕望中，
唯一給予我希望的，
就是記住亡靈。
＊作者林慕蓮目前是澳洲墨爾本大學進階新聞中心（Centre for Advancing Journalism）資深講師。1989年時她在英國利茲大學（Leeds University）研讀當代中國研究，於2003年起先後任職於英國廣播公司（BBC）與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NPR），派駐北京長達十年。本文選自作者在天安門事件25過年應牛津出版社之邀所寫的《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八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