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開始讀書和接觸台灣族群政治的時候──也就是讀小學的時候，我就常常讀到這樣一種論點：這一邊和那一邊都有偏失，我們要統合兩者之長，排除兩者之短，去蕪存菁，才好超越兩邊的混戰，整理出更實際、更有益、更能解決問題，之類之類的理解與做法。
例如，當年國編本的小學社會課本就先講計畫經濟之利弊，再講自由經濟之利弊，最後說，所以我國採取的是「計畫性自由經濟」。又如，侯文詠《離島醫生》一篇寫他叫官兵抄書上寫的老蔣思想，那篇官樣文章說到什麼懷黑德（或譯懷海德），說到唯心，說到唯物，最後說先總統 蔣公考量到兩者各有偏頗，所以統整出了一套「既不偏於唯心，亦不偏於唯物」的「心物合一論」，看起來就很威。
讀到國中，歷史課本上介紹黑格爾的「正反合」辯證法，也是循這個思路去介紹。後來我聽說黑格爾這部份理論的真意不是那樣，但我們都是就這樣理解了。你不用多花腦筋，就會覺得沒錯啊，這道理很對。如果多心一點，你或許會想，如果這道理那麼簡單，那為什麼人家到十七八世紀才想出來？那些被歸類為某一端如「計畫經濟」「自由經濟」「唯心」「唯物」「正」「反」的人，都是死抱極端立場的笨蛋嗎？他們不會去爭說自己才是比較高明的那個「合」嗎？
當然，課本有說這「合」也會形成新的「正」，然後又會有「反」，如此重覆下去；但你若能在自己的時代取得一個「合」的歷史定位，那就是很厲害的了，例如東漢鄭玄兼治今古文經學，終成一大家。但既然「兼治今古文」聽起來就很對、很有道理、很能集大成於一身，那為什麼直到鄭玄才想到、做到？
可惜這些疑問我到大學的時候都沒有發出來，只知道清末的「官督商辦」後來搞得不怎麼樣，按理說它應該能兼具「官辦」「商辦」之長而去其弊害的，但為什麼爛掉了呢？後來我讀了很多能相當合理解釋它的論文與小說，也目睹了當代一些ＢＯＴ的完蛋（現在又多一顆台北大巨蛋了），但當時歷史課本就是沒有深入去講解。
李敖倒在這個問題上說了不少。他振振有詞說所以他主張「全盤西化」，不要再搞什麼「中體西用」。我國中時曾經很崇拜他，但總覺得「全盤西化」不太對，還是應該調和折衷的，只要比以前更精、更好、更正確地調和折衷就好。看，即便在《李敖笑傲江湖》的巔峰時期，我對他的著迷也沒有蓋掉我對「心物合一」、「兼治今古」這些口號的好感。至於怎樣才算是更精、更好、更正確呢？說不清楚，但總要靠我們。我們總會做得比前人好吧？──過幾年我才能對此給出一個犬儒的答案：不一定，要看評論者是我們這一邊的，還是我們的敵人。
大學時，我讀儒學論著，才知道「計畫性自由經濟」或「心物合一論」之類名詞，是從一種典型的傳統思想來的，這思想有個名字，叫「執兩用中」。典出《中庸》第六章：
子日：「舜其大知也歟！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
【現代語譯】
孔子說：「舜可真是具有大智慧的人啊！他喜歡向人問問題，又善於分析別人淺近話語里的含義。隱藏人家的壞處，宣揚人家的好處。過與不及兩端的意見他都掌握，采納適中的用於人民。這就是舜之所以為舜的地方吧！」
如果這還不夠體現「正反合」的思維，我們還有《周易》，裡面滿滿的都是，如第五、六、七、八卦是「需」、「訟」、「師」、「比」──有需求（正）就有爭訟（反），就要尋求權威與共識來裁定分配的規則（合；師的字形是割肉的刀子，引申而有導師、軍隊的意思），然而人比人氣死人（新的反）……這樣一路推到第六十四卦「未濟」，結論是事物的變化、世間的問題永遠不會終結。這就是我們華夏民族最根本的思維模式，你就算沒讀多少書，從小到大耳濡目染的種種格言和俗語，也都是這「正反合」的子子孫孫。
「執兩用中」看起來很對，實際上也可以很對，但如果大家都這樣說，通常就會變成空話或廢話，例如什麼「心物合一論」。同時我又讀到中共在內戰時批國民黨「官僚資本主義」，一時我似乎也就連貫起「官督商辦」、「計畫性自由經濟」的實情了──兼得兩者之好處，而排除其壞處，乃是好處歸我、壞處歸你也。就像李敖笑一個又拜耶穌又拜佛祖的人說「他上不了任一個天堂，卻下了所有的地獄」。
當時我洋洋得意了一陣，頗拿此與同學說笑，但也覺得這論點太輕佻又想當然爾，就沒繼續研究下去。直到幾年前做《易經紙牌》，我才發覺，我錯過了一個真正值得研究的問題，就是「執兩用中」這大可能流於簡略空疏的思維方法，對我們影響之深遠、之普遍。從古到今，我們始終不乏人以「執兩用中」的思路去處理爭議，到今天還在用。
例如，1998年台北市長選戰，李登輝拋出一個「新台灣人」理論，超越（或者說跳脫、略過）了外省、本省、原漢的衝突歷史、歷史衝突，說只要認同這塊土地的，就是新台灣人。不用到現在，你當年隨便找一個人都可以挑出這理論的一大串問題，統派獨派本省外省都會罵，但結果，「新台灣人」論述變成主流了，民進黨取得政權後講這個，國民黨回來後繼續按此路線操作。「新台灣人」論述的厲害之處在，你儘管罵它偷渡、退步、裹挾、和稀泥......但因為它站到了那個「合」的位置上，你就沒法以你的「正」或「反」來跟他對抗，否則你肯定只能固守你的基本盤，爭取不到「中間選民」；要跟他對抗，你唯有另外提出一個「合」，另外一套能解決族群問題和統獨問題的新台灣人論述。不論你講得好不好，你已經走在李登輝鋪的軌道上面，你講得沒他好，沒有威脅；你講得比他好，他更高興；你在你的論述裡偏袒你的族群，也會有其他人出來反駁你，然而「台灣意識」就已經取代中華意識成為主流、主要的討論脈絡了。
在此過程中，我這個堅持中華意識的外省後代，敏感地體認到了「新台灣人」之流亞的威力。有一件事我提過很多次：2005年，我看到一部大學生拍的紀錄片《台北京》，片中訪問兩位做網路電台的獨派同學，受訪者說：「我們不是要否定、排除中國文化，只是要把它回歸到一個應有的位置。」說得漂亮！我馬上想：什麼是「應有的位置」？邊緣？罪惡淵藪？歷史的垃圾堆？焚化爐？不，你們不會那麼極端，你們是有頭腦的，你們只會聰明狡黠地讓主流傾向那個極端，讓抱有那種極端想法的人可以在你們造就的主流中順風順水，表面上會被節制一些，實則受到護航。
聯繫到那幾年我經歷的輿論、筆戰，我有了一個心得：無論是誰，對哪個議題講「執兩用中」或「正反合」，他舉出的「中」、「合」都必定是有利於他那一黨，偏向他那一派的，大家都會搶這個。而在這個爭搶過程中，老一輩的人、思想不夠「與時俱進」的人，就要被邊緣化為「正」「反」兩端，和保守、反動、既得利益者之類的想像劃上等號。
然而，面臨不利局面時，沒有人會束手待斃。從以前的「超越統獨」、幾年前的「超克藍綠」，到現在的什麼什麼，大家表面都講求那個「中」或者「合」，實際上沒有人會任由敵人搶到那個「中」或者「合」的位置，即使無法跳脫「新台灣人」或「普世價值」等等名詞範圍而另起一套話語，也能用各種小手段來鉗制異己。
就拿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吵一次的公共電視董事會僵局來說吧：公視的人事，從開台就在鬥，鬥到現在，繼續流局。為什麼？就因為公共電視有「公共性」這個光環，誰掌握到它的主事權、話語權，就能操作它，讓它偏袒自己一派；或者聰明一點，不干預它，然後觀眾的讚譽自然會有我的份。政府為求公平，把各黨和社會各界的人都拉進來以取平衡，專家學者也不斷提出「中」「合」的論述勸說兩黨委員配合，都行不通；抵制的人，寧被罵名，也要繼續抵制。
久了以後，我就覺得，公視先天上就不可能實現那些理想，因為學者、文人把那些理想訂得太理想、太高了。你越賦予它美好想像，現實中的政治人物就越有理由伸手進來，即使攬不到自己手裡，也不讓你成局成勢，把公共利益的大義名份攬過去來跟我要錢要資源，還大有可能揭我老底。所以我一時想：不如別再追求這種各派都有一份的平衡假象，我們乾脆把公視改制成像縣市長選舉一樣，公民直選，贏者全拿算了，這樣，勝選者就不會自動、立即具有可以拿來操弄的「公共性」，而是要逐漸努力去爭取觀眾認可、與者認同；他要把公視搞成自己的黨營電視也可以，搞爛了下一屆自然會被選掉。
這想法大概也說不上有多好，但我至此，算是稍稍從「執兩用中」的思維定勢走出來了，雖然是以一種嘲諷的姿態。再多走幾步，應該就可以轉到正經的態度，得出紮實的論點。對此，我現在還沒有把握，但已對歷史和個人以往的經驗有了一些新的感悟。
為什麼今文、古文經學到鄭玄才得到統合？大陸的歷史書和小說解釋道，因為政治派別的利益與權位所在，學派即是政黨，出現什麼烏七八糟的步數都不奇怪；鄭玄相對來說就算新興的「第三勢力」，假以時日，桃李成蹊後，不無取代兩派的可能，只是整個棋局給漢末大亂弄翻了。後儒對此兩派，或許能撇開政治迷霧，純去探究其學理，但一要連繫上當代政治、官學以及自己的前途，局中人都會很快覺醒，繼續那個學術政治的路數去鬥。
經濟學入門書籍都說世上沒有哪國採行純粹的計畫經濟或自由經濟，只是比重不同、側重不同；讀到這裡，就知道「計畫性自由經濟」是一句廢話，重點還應放在各種權衡利弊的方法。然而，現在鄉民一方面罵台灣人又要開放、又要福利，一方面自己爭起權益也難免不是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這不就說明，大家所思所想，還是「計畫性自由經濟」嗎？罵起BOT，大家都有一嘴；輪到自己有機會爭補助、搞「官督商辦」，大家也都有一手。而當有人倡導大家不要再談假議題，轉去關注真議題的時候，別人也就會警覺到，這傢伙想當新的輿論領袖，想佔據那個「中」或者「合」的高位了。
石之瑜堅守大中國立場，長年以心理分析拆解台獨論述，而被鄙夷、被譏嘲，其中一種頗有效的批判說，他自己一邊罵台灣人，一邊在做同樣的事情，這有什麼說服力？我之前也想，他逆流而行，也不提出超越的、較能「執兩用中」的論述，註定得不到大眾支持；文化中國主義者，或者政治上的統派在台灣已經居於劣勢，他寫那些文章更不利於爭取人心，這樣好嗎？可後來我轉念一想，他這正是沒有被「執兩用中」的傳統思維局住，他從1998年一開始就沒有跟「新台灣人」論去起舞、競爭。大概他明白一個道理：你不可能說服不想被你說服的人，但你可以用各種輿論話術去削弱他，將他丑角化、邊緣化。綠軍有不少是這樣對付藍軍的，他所做的，也是一樣。所以我得出一個論點：他的文章要旨，不在乎說服。那在哪裡呢？反制、拆台。
多年來多有人自稱「中間選民」，作出超越黨爭的姿態以求認同，很快就出現了相對的批判「假中立」，這些都可以視為對「中」的爭執與反制──我們這還遠遠沒有到打完的時候，你休想現在就跳出來和稀泥收割。於是，我似乎了解為什麼漢代今古文之爭要到鄭玄才「集大成」了：因為士人藉著這些經學來爭奪的政權，實際上已被外戚、宦官搞爛，再讓大老粗董卓進來亂整一通，經學在朝廷上沒戲唱了，回來做點真學問吧，這時候鄭玄的價值才展現了。即便如此，讀書人對繁瑣又脫離實際的經學已經倒足胃口，於是魏晉清談之風起來了，王弼截斷眾流的《道德經》與《易經》注解應運而生了。如果這樣一種「正反合」的思想史敘述會太過於簡化發展脈絡，那麼，將脈絡中其他變因，其他重要的人物與事件也攪進來，再整一套，也就是了。
五年前我把自己的政治立場調整為「主戰」，不堅持統也不支持獨，而是鼓勵兩方繼續戰下去，戰一切可戰、當戰的族群、階級、文化問題，這樣，台灣自能戰出華人世界最奔放的言論自由，從而發展「政治文化創意產業」，不論將來變局如何，都將更能應變，而我等慣戰網路的文人也能有更多活路──這是一種滑頭的想法，然而我還沒充份意識到這種對「執兩用中」傳統的反動的意義與價值。現在我意識到的：我就是在倡導，大家繼續作今古文之爭、兩個極端之爭的某一方，而「利用」眾人（包括我們自己）對「中」的想像──所以古語說「用中」不說「作中」！這便是我們的知識社會學、知識階層，亦即靠筆戰維生的人，在現今這個時代所該有的認知與出路了。如果認為清談無益於現實，那也很簡單，多做一些實事來配合清談，不要賭氣去一概否定清談的意義與價值，也就是「執兩用中」了。
＊作者台北人，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碩士，香港浸會大學人文與創作系博士候選人；作家、歷史研究者、也是漫畫工作者。2013年創辦「恆萃工坊」，目前的產品有《易經紙牌》和《東方文化學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