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伯芬觀點：教師法與惡的距離

教師法修法引發全國家長團體與教師團體之間的衝突，此次修法的重點係針對那些「違反法律、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現職之教師」，加快案件處理速度，以增進教學品質、維護學生權益。家長團體批評校園中「師師相護的文化」，不適任教師成為誤人子弟陳痾，持續傷害學生；教師團體則指控教師法修惡，成為校長或董事會拔除不聽話教師的令劍，損害教師勞動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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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父母成為加害者

不適任教師包含體罰、毆打、壓制學生等暴力事件，還有常見言語羞辱、歧視、公審、孤立學生等狀況。教育基本法雖然明訂禁止體罰，在師生權力關係不對等的校園中，學生仍可能淪為受害者。依人本基金會調查，2017年涉體罰教師197人，超過九成僅進行口頭申誡或申誡。中山大學108年的一項調查指出中小學教師霸凌盛行率約兩成，以情緒虐待學生為甚，國小以及特殊教育學生尤其嚴重。

但是，學生不好教也是當前許多教師的共同經驗，校園霸凌事件頻傳，依據兒童福利聯盟107年調查，曾被霸凌佔17.1%，霸凌他人者佔9.2%，曾霸凌人也被霸凌者佔9.0%。父母是否意識到自己的子女已經不是那個捧在手心的無邪孩童，而是人見人怕的惡煞。尤有甚者，連父母都加入霸凌學生的行列，日前一位國小同學在學校被同學當眾賞了一巴賞，虎媽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身，帶著女兒向當時施暴同學回敬一巴掌。

加害教師也是體制受害者

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現職成為大學校院解聘教師的合法理由，除了片面調整教師的工作內容、教學時數、薪資以及福利之外，包山包海的教師評鑑制度，讓許多大專教師感到痛不欲生。以某私立技專學校為例，教師評鑑共分為教學、服務與輔導以及研究三大項，總計121 項。在教學基本分項目，除了一般上課出勤、課程內容上網、準時送交成績之外，還包含參與銜接教育、教學輔導，指導學生考上公職或研究所、自己或輔導學生基本校務基本資料庫證照、參加教師成長社團、辦理科普講座、校外實習、系所排課、擔任實驗室或專業教室等，再加上最後一項的其他，可以無限擴大教師的教學任務。

在服務輔導方面，則把學校招生與經營壓力完全轉嫁教師身上，招生成為評鑑教師的關鍵指標，而協助學校監考、辦理志工服務專案、各式問卷填答率與回收率、全班借書率都是加減分數的參考，甚至學生退學與否，個人捐款給學校，都計入服務績效。

評鑑不過的教師，學校可以逕行停聘、解聘、不續聘，大專教師完全失去專業自主權，製造出校園中的新白色恐怖。

化解制度創造的惡

教師法修惡反映了當前臺灣教育的困境，是教育行政與立法機關溝通不良製造出來的社會對立，也是教師勞動權無法保障的結果。因此，比教審會的教師比例更重要的修法工作包含：

一、建立同工同酬的環境，強化教師勞動權的保障：教師法立法精神原在保障教師工作與生活，提昇教師專業地位，但是對象卻僅限於學校編制內之專任教師，讓越來越多的專案、約聘、實習教師陷入永不得翻身的勞動困境。受雇機會以及勞動條件平等是基本原則，教師不應該依種族、性別、年齡、出身、學歷以及裙帶關係之有無而有差別待遇，更應杜絕學校管理階層對專任職缺改為非典雇用的惡習，才能養成教師對於教育職涯的承諾。

二、建立教師專業支持系統取代評鑑制度：目前教師評鑑制度在大專校院已經成為管理階層壓迫教師的工具，建議應以教師專業支持系統來取代既有的評鑑制度，包含教師的專業進修、教育法規以及學術倫理的精進。

三、健全教師會，建立不適任教師處理的配套救濟管道：健全的教師會組織成為改變校園威權治理的關鍵，不適任教師如果沒有合理的處理機制，會傷害社會對於教師的信任，避免師師相護的作法是教師團體發揮自律精神，排除害群之馬的教師，配套措施則在於建立合理的救濟管道，同時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

四、試行校園律師制：有鑑於校園環境紛爭不斷，2007年日本東京港區教育委員會開始引入校園律師制度，協助處理校園內的師生以及勞資糾紛，經過十年的努力，2018年文部科學省正式編列預算協助校園建立律師制度。臺灣或許可以導入實驗性的校園律師制，協助校園強化法制教育。

五、家長團體的自省與學習：教育不是教師單方的責任，家長除了要承擔家庭教育的責任，也要學習尊重教育專業，才能發揮身教的作用。

問題學生源於問題家庭，問題老師來自問題校園。教師法修惡正在毀滅我們下世代的學習環境，唯有教師與家長兩造共同建立教育的善念，才能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提昇教學品質。

＊作者為輔仁大學社會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