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莉先是說之雍「文筆學魯迅學得非常像」，「她狂熱的喜歡他這一向產量驚人的散文」。可是到了後來，她看透了他，也不再欣賞他的文字了，連他註冊商標的語法都看不順眼聽不順耳：當之雍說「你這樣痛苦也是好的」，（真真是胡蘭成的口氣！）她覺得是「怪腔」，一看見「亦是好的」這樣的話就要發笑，甚至「駭笑」。
這樣的性格文章成就了胡蘭成，卻也藉由文字明白顯露了他的思維理念，而那些是怎樣的自圓其說的一套套思維與理念，傳遞的是怎樣的心態，從文字本身就可以去檢驗，實在不需要加註解或導讀的。
「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汪精衛的詩詞，就算是「三十年（1941）以後作」，也未流露為自己深涉的政治湍流作任何辯解；而他的後人自覺的低調行事，僅只是將印成的文集悄悄贈予為數不多的人，如此而已。胡蘭成卻是不同：無論起家、在位、沈淪、亡命，總是不甘於沒有「聽眾觀眾」，不放過任何攀援投靠的機會（參考【印刻文學生活誌】2009年四月號，黃天才〈和胡蘭成在東京的一段交往 〉）。生前如此，連身後竟還餘音不絕——當然，一方面也要歸功於張愛玲的加持。
也罷，舊文新讀，就權當重看一回歷史悲慘陰暗的那一頁作為借鑒吧。只是掩卷之餘不免慨嘆：大好江山，能禁得起幾度興亡摧折？這樣的人，還要喧囂到幾時？
＊本文選自印刻出版新書《那朵花，那座橋》，作者李黎本名鮑利黎，自台大歷史系畢業後即赴美留學，曾任編輯與教職，現居美國加州從事文學創作，作品曾獲《聯合報》短、中篇小說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