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前30年，由於美軍與共軍在朝鮮半島上兵戎相見，還有陳納德堅定支持中華民國的原因，中共「飛虎隊」持全面否定的態度。此一對二戰期間駐華美軍的態度，在1979年鄧小平宣佈改革開放之後有了180度的調整。陳納德與「飛虎隊」不再被視為「空中飛賊」或者「帝國主義」的象徵，而是「中國人民反法西斯侵略的朋友」。
這個心態上的調整，並不只是因為改革開放之初的中共需要美國的軍經援助來對付蘇聯，同時也在於中共其實也是二戰中美軍事合作的參與者。畢竟二戰時的華北、華中、華東與華南，有大量淪陷區的土地其實是被控制在8路軍、新4軍以及東江縱隊等中共武裝手中。想要確保在淪陷區上空被擊落，或者遭遇意外事故而迫降的美軍飛行員之安全，陳納德是不可能不與中共打交道的。
所以在1944年7月，美軍派遣了一支觀察組前往延安，就蒐集日本氣候情報與搜救美國飛行員的議題開展與共軍歷史上的首次合作。中共紀念「飛虎隊」並不全然是為了統戰美國與老一代的國軍飛行員，也不是單純從民族主義角度去緬懷抗戰英烈，而是因為共軍本身就是第14航空軍來華助戰歷史的參與者，這點過去時常為台灣方面所忽略。
有幸利用這次前往亞特蘭大的機會，筆者見到了曾經獲得共軍幫助的P-51D野馬式戰鬥機飛行員克勞佛（Paul Crawford）中尉。克勞佛今年高齡95歲，戰時服務於第14航空軍麾下的第311戰鬥機大隊第529中隊，以陝西省西安為基地，掃射日軍控制下的華北鐵路線。他在1945年7月一次針對河北省境內鐵路目標的掃射中，不幸為日軍地面砲火擊落。
幸運的是，克勞佛中尉在跳傘逃生後，馬上就得到8路軍民兵的救助，得以從日軍與其附庸華北治安軍控制下的河北淪陷區中逃出生天。其中最讓克勞佛驚訝的，是8路軍居然在被日軍、華北治安軍還有汪精衛政權和平建國軍團團包圍下的太行山地區，修築了一座可供C-47運輸機降落的敵後機場。所以他也得以搭乘美軍觀察組的飛機，平安抵達紅色中國的革命中心延安。
克勞佛身為紀念空軍的一分子，在意識形態上偏向保守派，並不認同共產主義。他表示自己在中國的時候，就非常清楚美國唯一可信任的盟友是國民政府。只是對於專門執行華北作戰任務的第311戰鬥機大隊而言，情況卻可能更為複雜。因為自1943年以後，在河北與山東等華北省份境內，基本上已經沒有中央軍嫡系部隊存在。
雖然還有不少民團打著國民政府或國民黨的旗幟，但是他們當中哪些是真心擁護蔣公抗日，哪些又是為了生存而去暗中與日本勾結，對克勞佛他們而言是完全沒有辦法分辨的。二戰時中國淪陷區的複雜程度，比起2011年起到今天都尚未結束的敘利亞內戰而言只有過之而無不及。哪一支反抗軍可以信任，哪一支反抗軍暗中與伊斯蘭國互通，就連中央情報局都難以判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