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2月，當穆里爾（Muriel Seltman）遞交辭呈時，她以為她和丈夫彼得、兒子邁克將很快生活在「烏托邦」世界裡了。
成長在英國的穆里爾和丈夫都信仰馬克思列寧主義，1952年加入英國共產黨。當時這對充滿理想主義的夫婦認為，中國和朝鮮是實踐信仰最好的地方。隨後，穆里爾一家去了朝鮮小住，隨後於1965年7月抵達北京。不久後，中國的文革爆發。
他們最終於1966年12月離開中國返英。這段經歷雖然不長，卻讓她重新審視自己的信仰。現年90歲的穆里爾近期接受了BBC記者林琳（Lara Owen）的訪問，談及她眼中的文革，以及自己的遭遇。
林琳：你是什麼時候意識到中國在發生變化的？
穆里爾：整個過程似乎從擁護毛主席開始，抵制封建傳統和習俗。起初對我和彼得來講似乎是件好事，因為在文革前卻是有封建習俗的殘餘。
比如，我記得學生對我鞠躬，這很讓人震驚，於是我就聯合一些學生一起抵制這樣的行為。
不過，我們開始意識到糟糕的變化，是在紅衛兵出現以後。當時，他們開始摧毀歷史物品，而這些物品中蘊含著中國的文化，和漂亮的中國藝術。
林琳：那在你看到中國和你想像的不一樣時，你是什麼感覺？
穆里爾：這些事情的發生，讓人吃驚。但更讓人失望的是，其他一些和我們一樣左派與中產階級的英國人對這些事情感到認同。當然，這是出於恐懼。他們似乎在重複共產黨的話，我認為人們通常都是隨大流，不願出頭的。
林琳：在你開始質疑後，發生了什麼？
穆里爾：最糟糕的事情發生在我們在中國最後的日子。當時在中國的英國共產黨內部發生了大爭論。在他們看來，我們為政治階級提供了錯誤的閱讀材料，因為我們選的不僅是關於毛澤東的，還有馬克思與恩格斯。
這本身並沒有多大災難性，但也因此，幾週後，我們的名字出現在大字報上。我們之前知道（大字報）是用來批鬥中國人的，但我們無法相信這也發生在我們身上，讓我們吃驚至極。
我們（最終）決定不去理會大字報。當然，這對我們英國人來說是可以選擇的，但對中國人而言卻不可以。
林琳：你還目睹了什麼？
穆里爾：我們一個朋友的兒子描述了學校發生的事情。他那時才16歲，就讀於一所中文學校。他說，學校（學生）讓這名女老師跪在地上，並把她的頭髮剃光，只留下最上方的一個結，然後在她頭上倒上膠水。
最糟糕的是，他對這種做法感到贊同，其他聽到他這段故事的外國人也都覺得很有意思，感到認同。
我還目睹一群人追打兩人，然後我問他們在幹什麼。他們對我說，因為這兩人沒有「革命髮型」。當時，很多人都剃所謂的「革命髮型」來顯示自己真正的「革命精神」。這完全就對我們所理解的共產主義者的曲解。
最可怕的事情是我在臨走前去王府井買一套西裝，但卻發現我被一群手持紅寶書的中國人跟蹤。隨後，我趕緊跑進商場「避難」。
另一件事是，我們去了一場毛主席演說的集會，在場所有女孩都在尖叫，狂熱至極。我對這種對社會主義的嘲弄感到噁心。
「回到英國繼續鬧革命」
對穆里爾和她的家人來說，在情緒高漲的文革中離開中國並不容易。她於1966年9月向中國當局報告欲離開，但最終12月才被批准。期間，穆里爾一家對文革的看法守口如瓶，害怕因為說錯話而滯留在北京。
她說，為了得到批准，她必須得到外國專家管理局的批准。代價是：她得與丈夫告訴外專局，能夠生活在文革中的中國是多麼地「幸運」。不過這還不夠，他們接著告訴官方，由於自己已經沒有工作了，所以「得離開，回到英國繼續鬧革命」。
失蹤的英語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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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問穆里爾，離開中國後她是怎樣想的？她說，千言萬語，難盡。但一個朋友這樣對她說，「你的沉默，無聲勝有聲」。
穆里爾還對我說，今天人們看到的有關文革的圖片「毫不誇張」。在回到英國後，穆里爾寫過一本回憶錄《左是什麼？右又是什麼？》（What's Left? What's Right?）。她在這本書中講述了文革的這段經歷如何讓她重新思考政治與意識形態。
在這本書中，穆里爾還描寫了她曾任教學校的英語系主任孫小荔（英譯）。孫小荔曾經與穆里爾的美國朋友，一位男老師合影，但她在文革爆發後就消失了。
穆里爾說，她雖無法證明孫小荔在文革開始後成為被打擊的目標，但每當她問及孫小荔的去處時，她都得不到回覆，人們沉默以對。
（編譯：歐陽成 責編：董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