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推動的社子島區段徵收，因涉及1萬多人的居住權，月中依內政部都委會決議舉行拆遷安置聽證會。內政部之所以要求辦「聽證會」而不是「公聽會」，是因為聽證會的效力比公聽會強，舉行目的不只是聽民眾意見，而是透過辯論來釐清徵收的各種爭議。但從當天的流程看來，北市府辦的並不是聽證會，很遺憾行政程序法都實施20年了，我們的公務員還不知道怎麼辦聽證會。
民國88年我國實施行政程序法，納入聽證程序(第十節，54到66條)，為什麼要特別規範聽證會、而不是辦公聽會就好？因為公聽會只能聽取民眾意見，而且限制發言時間，事後官方要不要採納民眾發言內容，也全憑機關的意思。
但聽證會卻可以做到「兩造兼聽」，給予利害相對人、學者專家充分提供意見、辯論的機會，所以不只是陳述意見，而是要「蒐證、論辯、存證」。
社子島的聽證會，其實是公聽會
什麼情形該舉辦聽證會？在行政院程序法第155、164、107條有規範。包括行政處分、法規命令、行政計畫都可舉行聽證會。
〝第155條，行政機關訂定法規命令，得依職權舉行聽證。
第164條，行政計畫有關一定地區土地之特定利用或重大公共設施之設置，涉及多數不同利益之人及多數不同行政機關權限者，確定其計畫之裁決，應經公開及聽證程序，並得有集中事權之效果。
第107條，行政機關遇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舉行聽證︰
一、法規明文規定應舉行聽證者。
二、行政機關認為有舉行聽證之必要者。〞
台北市政府13日辦的社子島拆遷安置聽證會，分為三個議題，每一個議題的流程是：發言代表陳述意見、機關回應，行禮如儀而且限制發言，機關針對民眾的意見都說要帶回去研議，然後就沒了，雙方並未進一步辯論。
事後台北市政府發出新聞稿表示：「本次聽證主要目的是為「蒐集意見」，讓受拆遷安置計畫影響的社子島當地居民，透過聽證程序以言詞或書面方式表達訴求。」
這是對聽證的最大誤解，如果只要蒐集意見，其實辦公聽會就可以了。
聽證主持人未盡到該有的責任
而聽證會中最重要的事是「辯論」，要辯論就要有「爭點」，而所謂爭點並不是北市府所列的「議題」，它可能是：社子島的治水是否需要全區區段徵收？除了區段徵收，還有什麼更保障居民居住權的方案..等等。
而北市政府這場聽證會並沒有爭點，這跟沒有事先舉行「預備聽證」有關，行政程序法第58條就指出，預備聽證的用意就是「釐清爭點」。之後雙方再把這些爭點帶回去好好準備，正式聽證時才能有效率地進行辯論。
〝第58條，行政機關為使聽證順利進行，認為必要時，得於聽證期日前，舉行預備聽證。預備聽證得為下列事項︰
一、議定聽證程序之進行。
二、釐清爭點。
三、提出有關文書及證據…。〞
而聽證會的主持人是整場會議的靈魂人物，他的責任很重，必需由受過聽證會主持訓練的人擔任。當事人在聽證時提出的意見，主持人要幫忙釐清爭點，並可就事實或法律問題詢問當事人、或要求提出證據。
想像一個聽證會流程應該是：主持人說明案由、調查小組說明案件內容、出席者陳述意見、相互詢答、主持人及相關機關發問、當事人得向主持人或相關機關提問，主持人認為當事人意見已充分陳述了才可以終結聽證。絕對不是像社子島聽證會的主持人，這些該做的事都沒做，只是在管控發言流程而已。
〝第62條，主持人於聽證時，得行使下列職權︰
一、就事實或法律問題，詢問當事人、其他到場人，或促其提出證據。
二、依職權或當事人之申請，委託相關機關為必要之調查。〞
都市計畫階段就應該舉行聽證會
一般來說聽證程序有三種：行政處分、制定法規命令、計畫確定程序。都市計畫的主要計畫在司法界的認定就是一個「法規命令」，符合應辦聽證的規定。因此在都市計畫階段就應該舉行聽證會，這時的聽證涉及都市計畫的公益性、必要性。並不是像內政部都委會這麼狹隘，先通過社子島的都市計畫，然後才要求辦聽證會，何況還把聽證會侷限在「拆遷補償」，這種做法已經於事無補，也大大減損了聽證會該發揮的功能。
行政程序法實施已20年，其立法意旨就是要「保障人民權益，提高行政效能」。但法務部立了這個法之後，並未跟行政機關好好宣導，導致多數機關不清楚聽證會的用意。而聽證的約束力又很強，行政機關能躲就躲，內政部在審查台南鐵路地下化東移案時，居民苦哀求一個行證聽證，但內政部到最後都抵死不從。而早期環評制度也有聽證的設計，後來是被環保署趁機改成公聽會。
雖然行政機關認為有舉行聽證必要時可以舉行，但行政程序法實施以來，主動舉辦聽證會的機關少之又少，通常都是立法委員做決議、或某個審查會時被要求，行政機關才勉為其難舉辦，應付的心態也潦潦草草辦得四不像。
聽證會是民主程序的體現，在積極面可集思廣益、釐清爭議，讓行政機關做決策前有更充分的資料可參酌。消極面可避免公務員因資訊不足做出偏私、專斷、甚至錯誤的決策，從另一個角度看是在保護官方自己。如今行政機關的施政受到人民很大的挑戰，聽證會是一個化解歧見的好機會。
＊作者為獨立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