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路上，社運途中，我們互相攙扶，卻保持距離，始終不熟。在他晚年，我們卻成為鄰人，但我們一年也就只互訪幾次。他逐漸淡出社運，每天揮汗如雨，鐮刀鋤頭，種樹紗帽山下。
我與葉博文先生真的不能算熟人。雖然我回國之後，因為涉入社運，所以和他相見的機會變多了。
2004年，當我以台灣人權促進會（台權會）新進執委的身分，居然莫名其妙變成台權會會長的時候，並不如前會長憂心的，因為「年幼識淺而手忙腳亂」。比起那些「遲發性學運症候群」賢達，高中就是黑名單的我，才沒有什麼「後進晚輩」的心虛感（當然也沒有什麼虛心感）。
人權路上最捧場的金主
不過這個心情，當時只跟同為執行委員的葉博文先生講過。台權會元老的他，當下便說：「那麼財務方面就交給我，你放心去戰。」他果然沒有食言，三年會長任期，最捧場的金主，就是他所創的建成扶輪社。
我與葉博文先生真的不能算熟人。老實說，對於台權會受到一個扶輪社如此大力的贊助頗感苦惱。
我向來與獅子會、青商會、扶輪社等台灣民間結社無緣，也從不想結緣。如今卻無端受了大恩，心裡很矛盾。雖說純粹公益，其實亦含私恩。更尷尬的是，後來建成扶輪社成立十周年紀念，我還被鄭福田社長指名代表台權會「為文祝賀」。如要細說分明，豈非都是葉博文「害的」？
左思右想，靈光一閃。反正「我與葉博文先生真的不能算熟人」，何不繼續「裝不熟」？裝不熟我最會了。於是寫了一篇〈如果台灣沒有建成扶輪社〉，交差了事。
這篇祝賀文，可謂我與葉博文先生「不熟友情」的象徵。首先我自承：
原本集會與結社，是市民社會與公共圈的基礎……。然而在戒嚴時期兩蔣專制體制之下，所有的集會與結社，幾乎都被美學水準比納粹還低的國民黨給庸俗化了。對年少時候的我而言，不批判不抵抗的結社，逢迎權貴脅肩諂笑的有錢人組織，其實也蠻搞笑的……。就解嚴之前的一個學運份子而言，加入工會比加入扶輪社光彩多了。
淡出社運，種樹紗帽山下
其次話鋒一轉，談到在京都認識了「扶輪社友」葉博文（與許章賢2位）：
他們……涉入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甚深，又不像許多台灣常見的，動不動砸錢買半版報紙發表國是感言的，政治幼稚病的少爺、大爺與老爺。他們辦慈善活動，但是並沒有施恩者的傲慢；他們支持文化活動，但顯然對於與汪道涵、辜振甫合票一齣貴妃醉酒了無興趣；他們投入民主運動，卻不希罕政客酬庸的一官半職；他們居然支持人權運動，且從未把人權運動看成政治奪權的附庸。但是真正讓我瞠目結舌無言以對的是，他們居然是扶輪社的成員，而且居然是「只講台灣話」的那一個扶輪社。
因此，結論也只好是：
如果台灣沒有建成這樣子的扶輪社，也就不必有扶輪社了。
此之謂曲折史筆也──要說真話，要顧大局，要似卑實亢，末了還嫁禍葉博文與建成扶輪社，讓他們去跟全台灣的扶輪社過不去。葉博文後來也反將我一軍，頻頻招我入社。但我畢竟自知過於特異白目，為了建成扶輪社著想，終究還是拒絕了。於是人權路上，社運途中，我們互相攙扶，卻保持距離，始終不熟。
我與葉博文先生真的不能算熟人。在他晚年我們卻成為鄰人，但我們一年也就只互訪幾次。他逐漸淡出社運，每天揮汗如雨，鐮刀鋤頭，種樹紗帽山下。有時候他和夫人秀如姐會帶著自家種的地瓜葉來探望纏綿病榻的家母。
我母親最喜歡他，常說葉博文「是一個真正的好人」。又聽說葉烤烏魚子的功力遠近馳名，老吩咐我把冰箱裡的烏魚子全掏出來送他。有時候我只好敷衍母親：「他們台南人都自認饕客，講吃的絕不讓人，哪像你兒子胸襟博大，什麼都吃？」母親便罵我小氣。我跟葉博文抱怨：「為了你們台南人，我成了小氣鬼啦。」
結廬隱居後的葉博文凡心也未褪淨。2014太陽花學運之後，我和林峰正在他家便飯。席間談起占領立法院的種種趣事，他突然神祕兮兮地說：「據說學生衝進去之後，雖然並未刻意搞破壞，但看到了那幅巨大的蔣介石武夫充斯文的油畫，大家還是怒上心頭，當場撕了個碎碎平安。
蔣介石畫像去處成謎
後來撤退，王金平盤點損失，並沒提到這一筆財產損失。我說：「大概算不當黨產，只好啞巴吃黃連。」葉博文笑道：「可是我卻知道這幅畫的去向──有人修補之後，藏了起來。哪天我高興了，也許考慮知會黨國，讓他們跟祖宗團聚。」
我與葉博文先生真的不能算熟人。所以我既不知道立院蔣光頭的最終去向，也不知道附匪的黨國敢不敢認祖宗。這個謎，隨著他一起離開人世。算是二二八紀念館前館長，給二二八兇手開個慈悲的玩笑。我無法一邊流淚一邊打字，只好笑著記錄幾筆往事，為我永遠不熟的大哥送行。
＊作者為輔大教授。本文原刊《新新聞》「白目豆沙包」1676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