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五月，死刑相關爭議事件依然持續發生，「教化可能性」一詞卻在幾個判決後異軍突起，這個詞從法律工作者的觀點或有「考量有無足以迴避死刑適用之被告復歸社會更生之可能性」的思考，我本身並非法律專業故不在該方面置喙；但僅從心理工作者的角度，嘗試以分析式描述輔導與心理改變歷程來看待這個詞。
如果有系統地來看，一個犯罪者是否能被後續的教育改造，得區分其個人的因素以及教化系統的因素。
個人因素1：其社會化行為技能，與不成熟行為技能/反社會行為技能的比例
在謀生方式上，他是只會從事投機、剝削、非法交易的方式，或是能有合法的一技之長，並能夠自行做時間與生活管理，或是具有創業、成本管控能力，甚或投資理財的技能。在面臨生活衝突時，他是只會以暴力、欺騙、逃避來處理，或是能夠以合理的條件與架構和人切實討論，或能夠進一步建立合作信任關係來消除紛爭。
一個人具有的社會化技能的比例越高，不成熟/反社會技能的比例越低，則教育改造就容易；反之則困難度就較高。
個人因素2：其學習資質的高低
之前法務部長在媒體上給司法院的一個意見交換：是不是成績好的人犯罪就比較沒關係？
但這確實有反映一小部分事實，上述第1點的社會化能力，天資聰穎的人的確比較容易再教育學會，而智能障礙者若有違法習慣，也會是輔導上的一個難題。年紀也是影響學習資質的因素之一，隨著年齡老邁，學習能力減低。
但是在輔導教化現場，天資高也有其他問題，就是他們較有能力可以欺上瞞下、虛以委蛇，或因為自恃聰明、不屑學習，因此有些輔導教化前輩認為中等智能的人似乎比較容易執行教化。
個人因素3：是否涉及心理病理或精神病理狀況
有人因為長期處於不良環境，所習得的社會判斷與價值觀偏離一般社會接受範圍；有人自兒童期便處在不正確的人際結構模式，而喪失了情緒感受能力、無法同理他人痛苦；有人因為特殊的情感失落，而對特定的對象有莫名敵意；有人因為持續的自尊失落，而對自己及對他人的存在都不尊重也不重視。
或是已經對暴力的刺激感、犯罪的行為產生某種依賴與上癮，或是因為吸毒、頭部創傷等因素影響致腦功能改變，思考邏輯怪異。
心理病理與精神病理並非光靠其意志力就可以自行康復，因此如果不先經過個案分析了解其心理狀態，光就一個人在法庭上是否哭泣或懺悔就要推測他能否投入於自我改善工作，很容易會有相當誤差。
除了對犯罪者本人的分析，司法單位是否也應該理解現行的教化系統實況，才能做教化可能性之評估。
教化系統因素1：教化方案的目標為何
是要教到讓他願意道歉、願意認錯，還是要教到能自食其力，對社會稍有功能；是要讓他有符合一般民眾的是非價值觀與判斷基準，還是要教到無故羞辱而不怒、美色誘惑而不亂；是要安靜不吵鬧就好，還是要文質彬彬。隨著目標的不同，難度亦不同，需要投注的教育時間與教育資源也有相當差異。
目前現行的許多受刑人與更生人輔導方案，也常因為目標未能明確共識，而使各方對輔導處遇效果的見解不同。
教化系統因素2：現有的教化資源有多少
如果要補足其社會化技能，我們是否有足夠的多元教材與訓練場所，可以符合各種受刑人的學習需要。如果要處理其心理病理與精神病理，是否有配套的專業人才與專業合作，可以給予有效能的持續性治療。
目前有許多輔導方案都是年度案，不見得能保證人才與內容的持續性，更難有延續的教案研發。這當然也涉及經費的分布，在財政困難情況下，國民是否願意再花錢在受刑人的輔導教化政策推展上面。
教化系統因素3：監獄外的延續性協助
從完全封閉管制性的監獄環境，一下子回到社會環境，這有兩個問題：一是監獄的學習內容與外界實況有相當落差，二是外在環境有太多未控制的變項。比如有些家族裡涉及犯罪的成員多，將更生人直接放回這個家中，其風險可想而知。
再者目前的觀護制度其實也只能掌握到更生人的一部分行為，當然不可能即時了解他在社會遭遇了那些衝突與誘惑，當時是否立即採取了正確的面對方式。
究竟是要將輔導教育的範圍擴及到其家庭與社區，或是要建立更嚴密的監控系統（像電影關鍵報告中一樣可以完全掌握民眾的行動？），也尚待考量。
技術上來說，期待未來「有無教化可能性」這句話，能夠被更精確地描述為「在目前的輔導矯治系統下，該受刑人以其個人特性，有多少可能可以在指定期間內達到預定教化目標」。
但更深層來說，是期待社會無論公單位或一般人，能理解所謂的輔導與教化是從個人—家庭—就業—社區、從輕刑犯到重刑犯的連續性工作；而不僅僅是在論及死刑犯判決時會在文卷上匆匆帶過的幾個字而已。
＊作者為花蓮慈濟醫院臨床心理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