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濤拍岸40年》（中） 延續上集「台灣會生存下去」，揭開美台斷交的幕後秘辛，回首美台關係風雨飄搖的來時路，並通過美國前總統卡特、台灣前總統馬英九與前美國眾議員沃爾夫等親歷者的口述歷史，帶您回顧當年美台斷交之後，一連串戲劇性的發展，包括美國代表團在台北遭到攻擊，美台雙方多達20個回合、繁瑣有如離婚協議的「調整關係」談判，鄧小平訪美旋風和《台灣關係法》石破天驚的立法過程。
美國之音傳來「壞消息」
「消息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壞的，但我們將告訴您真實的情況。」 這句話是1942年美國之音老牌廣播員威廉·哈蘭·海爾用德語對聽眾說的一段話。
而1978年12月16日，通過美國之音的廣播傳到台灣民眾耳裡的就是這樣一個真實的「壞消息」！
卡特總統在白宮召開記者會宣布： 「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範圍內，美國人民將同台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非官方關係。」
卡特當時還解釋說：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政府，只不過是承認一個簡單的事實！」
由於卡特政府對美中建交一事極度保密，導致中華民國總統蔣經國半夜兩點才得知消息，因此有許多台灣民眾是當天早上聽到了美國之音的廣播，才接獲這個晴天霹靂。
當時擔任外交部次長的錢復親口證實了這段歷史： 「我們的媒體因為截稿的時間普通是晚上11點、12點，他們（美方）挑半夜兩點來告訴我們，已經過了媒體的截稿時間。當時台灣民眾聽美國之音的很多，尤其是想學英文的，很多人收聽美國之音的英語教學節目，所以美國之音播了他們就知道了。」
當時擔任蔣經國秘書的宋楚瑜也告訴美國之音：「我必須要這樣講，如果當美軍電台和美國之音的廣播報導了卡特總統宣布要跟我們斷交的那一刻，台灣民眾都還不知道政府要如何回應，台灣真的會亂！ 尤其是那時候還在選舉。如果我們的政府在處理這件事情上的做法，讓我們的民眾認為政府很軟弱、很無能，講的話都軟趴趴的，做些事情沒有章法，這個衝擊可能比外患還要來得嚴重。」
美國代表團抵台遇襲
1978年12月27日，錢復在機場發表一份強硬聲明。
卡特總統指派時任美國副國務卿的沃倫・克里斯托弗（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前往台北說明與談判斷交事宜，克里斯托弗與錢復原是舊識，兩人一年多不見，但錢復接機時面色嚴肅、對著老朋友什麼話也不能講，只說了一句： 「飛行都還順利吧？」 然後就照著手上的稿子麵對媒體念出台北方面的強硬聲明：「副國務卿先生，做為多次與貴國並肩作戰的長期盟友—中華民國的官員，此時此地和您見面，心情非常沉痛。保障自由人權，素為美國傳統立國精神，卡特總統曾經強調，人權是美國外交政策的靈魂，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的政府卻決定與中共建交，承認全世界最殘暴的政權。」
儘管坐在身旁的是多年老友，克里斯托弗仍板起臉孔，對著大批媒體發表美方的一份簡短聲明：「卡特總統要我來這裡，和貴方總統與其他高級官員展開磋商。在這些磋商中，我的目標是與貴方官員一同構建關於我們未來雙方關係的總體框架。 我們也將討論使雙方人民得以在非官方的基礎上繼續維持文化、商務和其他關係的相關安排。」
前美國總統卡特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時候說：「當時我的副國務卿到中國去，哦，我是說到台灣去，結果在大街上受到憤怒的台灣人的襲擊。」
錢復回憶當時的情景說： 「我那篇機場聲明大約1500字，美國副國務卿克里斯多福的聲明只有150字，念完了就上車，我的車先走，我就看到群眾跟來的時候不一樣，來得時候都是學生，這時卻來了一些像是暴徒的人，拿了棍子和其他東西。」
錢復在講述這段歷史的時候，情緒顯得有些激動，他說：「我的司機嚇死了，雞蛋、番茄，我請司機趕快把四個窗子都打開，外面的學生看到我，喊錢次長加油，但暴徒卻叫，管他是誰，拉出來打死再說，（記者： 所以當時的確是有暴徒（rioters）？） 的確是暴徒，面目猙獰，我看得清清楚楚，第二天早上，蔣經國先生要我把警總總司令、憲兵司令、警政署長全都叫去，我就問當時有沒有照相？ 我說你們一定要查， 學生我知道一定是由黨部發動的，但插進來的暴徒是怎麼回事？ 那些人顯然是有組織的，他們告訴我，那天下午從中壢有十多輛計程車，帶了番茄、雞蛋、竹棍，到台北去，克里斯多福受到驚嚇，（大使）安克志（Leonard S・ Unger）坐在左邊，受了傷，眼睛旁邊被擦傷，克里斯多福一輩子沒有受過這個，嚇得馬上要回去，不要再繼續談判，安克志安撫他留下 來。後來28日早上，先見了經國先生，保證他的安全，才坐下來談判。」
宋楚瑜告訴美國之音說，當晚他再次接獲美國大使安克志的來電，希望蔣經國總統提供美方代表團人身安全的保證。宋楚瑜說：「美國大使在電話裡面非常歇斯底里地說，James，—他對我客氣的時候叫我James，那些暴民，—他用的詞是rioters，拿著竹竿把玻璃敲破，我看他們的眼睛裡面都有血絲（blood in their eyes），向他們襲擊。我說大使先生你必須要了解，美國無預警地跟我們中華民國斷交，你現在曉得，你現在被這些人（demonstrators ）抗議包圍的時候，你覺得你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脅，就像台灣整體被美國無預警斷交的時候，台灣的安全不是一樣也受到了安全的威脅？他們也是感到frightened（害怕），覺得非常地不安嗎？他們絕對不是對著你們這些代表團的人，而是覺得要向美國政府和美國的總統表示抗議。」
民怨沸騰選舉暫停
除了美國大使館門外大批群眾的抗議之外，當時甚至還有一名姓喬的計程車司機在外交部的門外引火自焚。
而在美國的台灣留學生們也是群情激憤。後來當選台灣總統的馬英九那時正在哈佛攻讀法學博士。
馬英九在台北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表示： 「當時聽到消息說，卡特總統要上電視宣布重大事項，我們就跑到中華青年聯誼會去等，果然美國宣布跟中華民國要斷交、撤軍、廢約—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當時我們大家心情都非常沉重，不知道我們在美國讀書會不會受到影響。還有僑胞推著嬰兒車來抗議，我們一邊抗議，一邊流淚。」
「卡特總統做宣布的時候，他自己很得意。他說，『Recognizing China is just a simple reality 』，承認中國祇不過是承認一個簡單的事實。可是我們中華民國的存在也是一個簡單的事實啊， 」40年後的馬英九說。
馬英九在哈佛法學院的老師孔傑榮（Jerome Alan Cohen）在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問中國後不久就曾隨團訪問過北京。他雖然預知華盛頓和北京遲早將會建交，但也沒想到來的這麼快。孔傑榮對美國之音回憶說：「我記得我在香港對美國商會做演講，還有很多中國官員在場，應該是1978年12月11日左右。人們在問，什麼時候會關係正常化？因為我們知道就要正常化了。我很謹慎，我說我不認為會在2月之前發生。令我吃驚的是，12月15日，當我在馬來西亞準備去新加坡的時候，公報出來了，宣布我們將在1月1日建立外交關係。當然這是一個非常令人興奮的公報。」
對這位美國學者來說，那曾經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刻」，然而他來自台灣的學生卻有截然不同的感受。
和馬英九一樣就讀於哈佛法學院、同樣也是受孔傑榮教授指導的台灣前副總統呂秀蓮在華盛頓和台北斷交前就回到台灣從事反對運動。
呂秀蓮告訴美國之音：「斷交前我在哈佛大學作研究工作，我的指導教授是孔傑榮，他當時是亞洲顧問，出了很多paper（文章），我讀了很多他的paper，還有看到美國當時的新聞報導，越來越覺得不妙，因為當時美國國務卿、白宮國安顧問都紛紛到中國訪問，整個氣氛好像是他們要捨棄台灣的樣子。我跟指導教授說，我想放棄你給我繼續讀博士學位的獎學金，我想回台灣。不過回去之後我可能會坐牢，他就回應說那我會去聲援你，I will wave flags for you in Taipei，我們當時有這段師生的對話，不幸後來真的就是這樣的發展。」
呂秀蓮說：「12月16日對當時我們正在參選增額國大代表或立法委員的人來說是很關鍵的，蔣經國宣布採取三項緊急處分：1・停止選舉； 2・軍事全面戒備； 3・ 穩住民生經濟，接下來就是半戒嚴的狀態。後來克里斯多福正式來談判，被一群憤怒的群眾包圍，後來知道都是從桃園來的，這些人斷交前一天晚上都還在聽我的演講，沒想到斷交果然發生，他們都非常地憤怒。」
美台「調整關係」談判
就在海內外的抗議聲中和動蕩的局勢之下，艱苦的外交談判在台北與華盛頓兩地展開。
錢復說： 「我是念外交的，我只相信談判，不相信示威抗議， 或是People Power （人民力量），這些對我來說是沒有意義的。」
錢復回憶當時的談判當中，最重要的問題是台灣的安全：「當時在談判桌上，我頭一個問題就是，台灣的安全怎麼辦？ 我們過去是在美國的『核子保護傘』之下，以後還有沒有？ 過去我們有軍售，讓台灣有防衛性的武器，而且過去我們和美國有《共同防禦條約》，如果人家來打我們，美國會來幫忙，以後還有沒有？ 」
錢復說： 「他（克里斯托弗）說這些我們現在都不能答覆，美國政府怎麼會這樣子，卡特政府怎麼可以這樣子，整個談判不是談判，都是我一個人在獨白，在發問，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美方都答不出來。」
程建人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以「離婚協議」來形容當時雙方談判痛苦的過程： 「我那個時候因為我是政治組一等秘書，所有正式的在國務院談判總共有17次。兩方面關係的性質，成立代表處或辦事處的名稱、數字、待遇等等，雙方針對這些問題談了很久。光是名字這個問題，將來代表機構的名字就拖了好久，我們提的名稱美方都說不行！一改再改，換了，還是跟我們說不行。」
「談判的時候，雖然坐在對面的是我自己多年的老友，但為了自己國家的利益，都是站在自己國家政府的立場，想辦法爭取維護，」他說。
台北與華盛頓加起來超過20個回合的外交談判後，美台之間的關係降至冰點。程建人回憶那年冬天，真可說是華盛頓最冷的一個冬天， 「正好碰到冬天，又碰到這樣一個狀態，即便氣溫不是最冷，但大家的心情都降到了谷底。」
鄧小平訪美旋風
而更令讓台灣雪上加霜的是， 1979年1月29日，掌握中國實權的鄧小平以副總理的身份選在農曆大年初一訪美，除了出席公開活動之外，也接受了美國媒體的專訪，並且談到台灣問題。
鄧小平在接受美國媒體聯訪時回答了公共電視網記者有關美國對台軍售與是否承諾不對台灣動武的問題。鄧小平回答說： 「我可以告訴各位，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我們力求用和平方式使台灣歸還祖國，完成祖國統一的問題。如果我們承擔了不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義務，就等於把中國自己的手捆起來。這個結果就會助長、促使台灣當局根本不同我們談和平統一的問題。相反，這倒反而要導致結果最終使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
回顧40年前的鄧小平訪美，94歲高齡的卡特告訴美國之音說，他認為，美國民眾之所以能夠迅速接受這種新的中美關係，秘密完全歸功於鄧小平的個人魅力。卡特說： 「鄧小平的個性、幽默，個性腳踏實地，他在華盛頓特區的訪問經由媒體報導，在全美與世界各地立刻掀起旋風。他在德克薩斯州頭戴牛仔帽，又應我的邀請到亞特蘭大參觀。所以我覺得，美國民眾看到了他的善意、腳踏實地和誠實的個性，所以美國民眾想，『OK，中國應該還行，不像我們以前認為的那麼邪惡。』」
但當時也有美國民眾加入抗議的行列，提醒各界看清卡特口中一個「簡單的事實」與「鄧小平旋風」背後的「紅色中國」。
馬英九回憶說： 「鄧小平訪美的時候，我們在華府舉行了非常大規模的抗議活動。那時候抗議的人來自全美各地。我是從波士頓到紐約，在紐約吃了一個早飯，然後再趕到華盛頓，車程差不多大約有八個小時。八個小時還不算長的呢，我剛才講，有從芝加哥來的，甚至有從威斯康辛來的， 他們包遊覽車，一開就是20幾個小時，大家都義無反顧，犧牲睡眠、犧牲工作，就是要表達一個抗議的聲音。」
程建人說： 「鄧小平來訪美，鄧小平是個聰明人，他的談話他的舉止他的表演，影響很多美國人對他的看法，甚至改變美國對大陸的觀感，覺得這個人很可愛啊、很有趣啊，講的話也很幽默，舉例來說，他見了美國官方，美國官方就說，你們應該移民、應該開放、應該自由，他說可以啊，你要多少？ 一千萬、兩千萬人，我們都可以送過來，一傳出來，沒有表達出嚴肅性，反而把幽默感反映出來，他參觀肯尼迪中心的表演、戴牛仔帽，他的個子又特別小，從他們的角度來說，算是一個成功的訪問，但對我們（台灣）來說卻等於是在傷口上再加了一點鹽。」
美國繼續對台軍售
鄧小平1月30日並以整天的時間走訪國會山莊，與85名參議員和40名眾議員餐敘，希望就美國對台軍售一事進行遊說。
當時擔任美國眾院外委會亞太小組主席沃爾夫（伍爾夫，Lester Wolff）是在國會接待鄧小平的議員之一。這位百歲老人在他的紐約寓所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描述了他當天與鄧小平在國會的談話重點。他說：「我當時是國會的招待人之一，我們與他（鄧小平）會談，他想在我們今後怎麼做的問題上擁有更多決定權，我納入辯論的一個話題是我們將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而且做這樣的決定時沒有任何中國參與的份，他們強烈反對任何這類想法，他們覺得在軍售問題上，他們要參與決定什麼是所謂『防禦性武器』，但是我們說不，決定由我們來做，由國會和總統來做！」
前總統卡特在亞特蘭大的卡特中心對美國之音說： 「我們與中國建立正常外交關係後，繼續與台灣保持商業關係，我們作出的另一個承諾是，我們不向台灣出售進攻性的武器，讓台灣有可能攻擊中國，我完全遵守了這項承諾，但我的一些繼任者出現了偏離，是哪些人我就不點名了。」
《台灣關係法》聽證會
鄧小平訪美結束後，美國參院外交委員會開始就卡特政府提交的《台灣綜合法案》（Taiwan Omnibus Bill S・245）舉行聽證會，一出講情、講理、講法的大戲，在國會上演。美國三大電視台均大幅報導，公共電視網更是全程實況轉播。
現任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的酈英傑（William Brent Christensen）在台北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說，「卡特行政當局向國會提交行政當局版本的《台灣授權法》，立即遭到國會的反對，因為他們覺得此法完全不足以解決美國在台灣的利益問題。」
前台灣總統馬英九說： 「因為他做這個決定的時候正好選在國會休會的時候，所以把國會激怒了。國會議員看到他送來的法案，叫做《台灣授權法》（Taiwan Enabling Act），內容空洞，對台灣的保障非常的不夠，所以把它改頭換面，在參議院也進行了很多次的辯論。」
克里斯托弗副國務卿與安克志大使都出席了參院外交委員會作證，當時負責質詢的參議員包括了保守派的高華德（Barry Goldwater）、自由派的泰德·肯尼迪（愛德華·泰德·甘迺迪，Ted Kennedy）與中間派的鮑勃·多爾（杜爾，Bob Dole），高華德議員甚至到最高法院狀告卡特總統單方面宣布一年後終止《中美共同防禦條約》是違憲的行為。
美國國會議員訪台
錢復說：「美國國務院首席法律顧問韓塞爾（Herb Hansell）—等於助理國務卿一樣，他到國會去做證，被佛羅里達州的參議員理查德·斯通（史東，Richard Stone）質詢，簡直像貓逗老鼠一樣，老鼠被搞得一點辦法都沒有。」
宋楚瑜：「參議員史東是《台灣關係法》很大的支持者。他之前到台灣訪問，住在圓山飯店，他有個習慣是晨跑，早上他要出來運動、跑步。他一早從圓山飯店出來，身上穿的衣服上面掛了一面美國國旗，他跑步的時候，看到街上很多人都對他在搖手，他後來就拿這個故事來證明，我們的鄉親是對卡特政府的決定不滿，而不是在跟美國人吵架，證明這當中之間是有差距的。證明我們之間還是願意持續發展關係的。」
斷交後不到一周，沃爾夫眾議員率團訪問台灣。他回憶說：「我隨後去了台灣和其它我們關心的地區。卡特跟（時任助理國務卿）霍爾布魯克發電報給我，說我不應該去，他們想要阻止我訪問台灣，如果當時我沒有違背卡特的意願訪台，美台關係可能會有很大不同。我們讓他們（台灣民眾）感到放心，最重要的是，讓他們覺得沒有被美國拋棄。我後來撰寫《台灣關係法》立法史，並將此書獻給我的太太，我們多次訪問台灣，台灣是朋友。我太太問，我們怎麼可以這樣對待良善的台灣人民？他們是美國長期的盟友，這也成為我後來參與制定《台灣關係法》的靈感。」
國會與卡特「鬥法」
馬英九說： 「《台灣關係法》主要的功能，一方面在法律上恢復中華民國因為美國轉移承認而失去的法律保障，它大膽地認定中華民國，—但當時它叫我們台灣了，在美國法律上或美國法院中，都具有外國或外國政府的地位，這是一個石破天驚的條文。按理說，如果我們是被撤回承認的話，我們根本不能構成一個『國際法人』了，可是這個等於說是恢復了。」
沃爾夫說：「重點是，他們稱其為非官方關係，但《台灣關係法》是國家的法律，是獨一無二的立法，由兩院通過，並由總統簽署。所以，作為國家的法律，其效力超越《上海公報》和其它文件。」
馬英九：「還有在政治上，認為中共如果對台灣使用武力的話，這對美國構成一個嚴重的關切，美國會表達嚴重的關切（grave concern），所以美國會持續的提供台灣當局『防衛性的武器』。」
曾任美軍協防颱灣司令的海軍中將施奈德（Edwin Snyder）也在外交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表示： 台灣對美國的戰略價值相當於十艘航空母艦！
沃爾夫說： 「我所有這些努力的目標是保護台灣人民的自由和避免戰爭。」
《台灣關係法》關鍵條文與特點
程建人說：「《台灣關係法》18條，其實對台灣來講，最重要就是第二條、第三條、第四條。第二條是安全問題、裡面談得很詳細，第三條就是軍售的問題、第四條談的就是未來台灣法律的地位，我們的不動產、動產，甚至我們參加國際組織，這些都在第四條裡面。」
沃爾夫說：「整部《台灣關係法》和整個台灣問題，我跟泰德·甘迺迪（參議員）都認為，這是人權問題，而不止是政治問題。」
美台關係的「如意金箍棒」
程建人說：「《台灣關係法》有四大特點，第一個特點是uniqueness（獨特性），史無前例，very unique（非常獨特），美國以前沒有這樣的法律，我們沒有這樣的法律，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有這樣的法律。第二是它非常務實（practical），因為美中建交時其實有很多問題，但一方面匆忙，一方面也是當初很多事情沒有想到，《台灣關係法》當中作了很多規範，把這些沒有想到的地方填補起來。第三是有彈性（flexible），我研究《台灣關係法》，最少有20個地方，美國行政機關可以做解釋，做不同的解釋。從軍售到特權。到很多地方，彈性很大，只要美國政府願意，台灣關係法放到他手裡，就像一個如意金箍棒，可以作各種不同或輕或重的解釋，他願意加速跟台灣改善關係，只要台灣關係法就夠了，他要約束跟台灣的關係，也只要台灣關係法就夠了。最後第四點，就是 久（durability） ，很耐久，台灣關係法到現在已經40年，一個字都沒有動，還能繼續存在，大家還在引用，甚至還很多人讚美，當時的國會參眾議員有宏觀、有遠見！」
沃爾夫說：「要說台灣關係法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它的模糊，事實上，不管你在什麼時期檢驗它，它都是適宜的。換句話說，40年後的今天與40年前立法時同樣適用，我建議過不要改動《台灣關係法》，否則就會打開潘多拉的盒子！」
卡特在40年後評價說： 「美國國會通過的《台灣關係法》，成功地保障了台灣的利益，也保障了美國的利益。」
馬英九說：「4月10號卡特總統把它簽署成了法案，《台灣關係法》可以說比先前的《台灣授權法》周到太多了。也因為有這個法律的關係，不但台美關係可以穩定的發展，同時也多多少少牽制著中共。」
根據美國國務院2013年解密的檔案，鄧小平曾向美國副總統蒙代爾（孟岱爾, Walter Mondale） 抱怨，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蔣經國會翹尾巴，這成為美中建交後第一起不愉快的外交事件，北京並就《台灣關係法》向卡特政府提出三點正式抗議。除了認為此法「干涉內政」之外，其中最令北京無法接受的，就是有關處理台灣不動產的條款。
雙橡園條款
馬英九說：「所以後來在《台灣關係法》裡面就有一條雙橡園條款。也就是說，中華民國在美國所取得的財產，如果是在1949年以後的話，就歸中華民國所有。那個雙橡園，本來是1949年以前取得的，按照國務院的標準可能要交給中共了，但是當時美國國會覺得這樣對台灣保護不足，所以就訂立一個條款很清楚的，就認為這樣一個情況下，我們的所有權不受影響。」
1980年代擔任駐美代表時花了很多精力整修雙橡園的錢復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回顧了當年在斷交後極力爭取保存雙橡園的這段歷史。他說：「雙橡園是一個在華府是最大的獨家居住的房屋，佔地達18多英畝，從1930年代就是我們駐美公使、大使的官邸，我們非常在意，從宣布斷交到1月1號，我們就把雙橡園以20塊美金的代價賣給周以德（Walter Judd）議員、自由中國之友協會（Friends of Free China Association）的共同主席。但這是沒有用的。因為國務院如果說要讓中共取得所有的財產，那還是要把雙橡園交給中共的，所以我們在國會的朋友，就想盡辦法台灣關係法把這個部分寫進去。雙橡園雖然價值不高，但對台灣老百姓來講，精神的意義、心理的意義非常重要。」
《台灣關係法》對台灣安全、軍售以及法律地位的規範，不但讓台灣在極度動盪不安的情勢下穩住了陣腳，也奠定美台雙方接下來以非官方性質發展關係的基礎，其法律效力追溯回1979年1月1日，而就在美台兩地降旗之後，雙方正式的外交關係畫上句點。
黯然降旗
美國駐台北大使館1978年12月31日下午五點舉行降旗儀式，只有少數外籍記者獲准進入採訪，降旗儀式由三位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官兵執行。大使館外面沒有群眾圍觀，場面冷落。
當美國國旗緩緩下降的時候，在場美軍官兵情緒激動，美軍協防司令部的降旗儀式由美軍最後一任協防司令、海軍少將林德（James Linder）親自主持，林德少將降旗時神色凝重地對部屬說：「在台美軍雖因斷交而被迫撤離，但他們對自由中國的政府和台灣人民的友誼，將永遠難以忘懷。」
1978年12月31日，台灣使團在雙橡園舉行了最後一次降旗典禮。程建人難以忘懷當時的淒涼情景。他說： 「那天雙橡園降旗的時間是定在下午四點鐘，那時已經是冬天了，雙橡園所有的樹，葉子都掉的差不多了，剩下來一些黃的葉子在樹上，地上都是落葉，一片淒風苦雨。」
程建人特別提到了40年後仍然歷歷在目的一段往事。已故外交官費浩偉（Harvey Feldman）當時成了美國國務院中華民國事務科最後一任主管官員，他在斷交當天違反外交慣例前往雙橡園參加降旗典禮。程建人說： 「就在降旗前一天，費浩偉他前一天就打電話給我，他說，CJ建人，我知道你們明天要在雙橡園降旗，我可不可以來？因為根據外交先例，降旗的時候，駐在國的主管官員很少會跑來參加降旗典禮的，因為很尷尬。我說我也提醒你，你要問問看你的長官同不同意？他過了一會兒打電話來說，沒問題，我們上面同意了，那我說你可以來。他後來來了雙橡園之後，就有人看到他很不以為然，就指著他講，你還有臉來我們這兒嗎？所以搞得費浩偉很尷尬，後來我看情況不對，我就過去說，Harvey, come over，我就把他帶到我旁邊站，當楊西昆大使講話、唱國歌的時候，降旗的時候，費浩偉就抓著我的手，哭了。」
程建人說：「那個場景，不在現場的人是無法感受的，不光是生理上、也是心理的、感官的、情緒的、形而上的東西。現場很多人都掉下眼淚。楊西崑大使講話說，今天雖然我們跟美國斷交，我們希望有一天回來。他引用麥克阿瑟將軍的那句名言說：『We shall return！（我們會回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