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焦點影人、奧地利導演雨貝．梭裴（Hubert Sauper）13日連續參加知名作品「非洲三部曲」的後2部紀錄片映後問答。2004年完成的《達爾文的噩夢》（Darwin's Nightmare）入圍奧斯卡獎（Academy Awards）最佳紀錄長片獎，但也為他帶來往後3年的法庭抗辯。「最後我當然贏了，因為（片中描述的）都是真的。」梭裴說，「當事實太過苦痛，會被認為是謊言。」
《達爾文的噩夢》是梭裴在1998年紀錄盧安達難民的《基桑加尼日記》（Kisangani Diary）後，由全球化及殖民主義觀點深探東非坦尚尼亞（Tanzania）維多利亞湖漁業及其社會影響的紀錄片作品。
摧毀生態系、卻也帶來重要經濟效益的尼羅河鱸
非洲大湖區（Great Lakes Region）的維多利亞湖是全世界最大的熱帶湖，也是全球面積第3大的淡水湖。1858年，由尋找尼羅河源頭的英國探險家斯皮克（John Hanning Speke）依女王之名命名。最早的相關紀錄，則來自在此尋找黃金、象牙與奴隸等貨品運送路線的阿拉伯人。
1960年代，尼羅河鱸（Nile Perch）在「科學實驗」下被引入維多利亞湖，隨即摧毀了湖中古老、多元的生態系。尼羅河鱸是一種相當強勁的掠食者，消滅了幾乎所有本土魚種，甚至食用同種類的幼魚。但因其繁殖迅速，出口尼羅河鱸魚肉成為坦尚尼亞的重要經濟支柱。
梭裴在導演聲明中描述，他希望在英國生物學家達爾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的物種競爭觀點中，將尼羅河鱸「勝利」的故事，轉化為一個名為「新世界秩序」的諷刺性寓言。
因魚連結在一起的人們
電影中，梭裴不僅聚焦於漁業運作，也觸及相當廣泛的社群。包括當地漁人、載送漁獲的俄國飛行員、為飛行員們提供性服務的女性、非洲政府官員、進口魚肉的歐盟使節、流浪街童與魚類研究中心的夜班警衛等。這些人們的生計，或多或少都與魚串連在一起。
透過人物對話與影像細節，梭裴鋪述了一個「致命的體系」，其中個別的參與者「看起來並不醜陋，也沒有邪惡的意圖。」當地漁民在愛滋蔓延的城鎮中奮力生存，高價的魚肉出口到歐盟，殘餘的魚頭魚骨成為當地貧窮人民的食物。無家可歸的孩童吸食魚肉包裝塑膠燃燒後的氣體，在街頭深深沉睡。「不談政治」的飛行員頻繁來回歐非大陸，期待回到學校念書的性工作者被嫖客殘忍殺害。
機場也是武器轉運站
片中，梭裴持續追問的另一個問題是：飛機從非洲帶回魚肉，那麼它從歐洲帶來什麼？影片後段揭露，飛機也載來武器，流向當地的戰場所用。而許多非洲部落衝突的底層原因，正是帝國主義對自然資源的爭奪。「在奴役與殖民後，」梭裴描述，「非洲市場的全球化，是對這塊大陸人民的第3次、也最致命的一次侮辱。」
我們坐在無情的炙熱陽光下，被百萬尾尼羅河鱸殘餘的骨骸包圍......試著不要發瘋。
梭裴寫道：我猜，我們大部分人都了解當代的毀滅性機制，只是我們無法看見全景，無法真正地相信我們所知道的事實。
梭裴描述，這部片當時衝擊了歐洲人既有的認知架構，「因為他們習慣的是另一種論述。」有些人質疑此片的真實性，認為街童是演員演出，魚頭是給動物、而非人民食用。他也因此被相關企業告上法庭，經過3年抗辯才終於證明素材真實性。
「歷史過去也有這樣的例子，」梭裴說，「當事實太過苦痛，會被認為是謊言。」
坦尚尼亞強力抗議
奧斯卡獎的肯定，為此片帶來更高知名度，也引起坦尚尼亞官方抗議。時任總統的基奎特（Jakaya Kikwete）認為《達爾文的噩夢》傷害了國家形象，要求梭裴正式致歉。基奎特並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調查此片對坦尚尼亞漁業造成的影響。
「這部片是對我們國家及湖區人民的侮辱，因為它未真實刻劃商業的真貌。」基奎特說，「坦尚尼亞一向致力守護地區和平與團結，絕不會縱容國土成為親戰的土地。」
出現在片中的人物也受到威脅與騷擾，包括當地記者甘巴（Richard Mgamba）被警方拘留，受到褫奪公民權及驅逐出境的威脅。梭裴對此表示擔憂，表示自己最不希望發生的事就是為留在維多利亞湖的人們帶來危險，「我的原意絕非攻擊一個我所喜愛的國家。」
梭裴也認為，坦尚尼亞政府的態度，顯示了掌權者認為自己擁有決定國家形象的權利。「這是詮釋權的問題.....是代表權的爭執。」梭裴說，「但我不認為他們擁有那樣的權力。」
現場觀眾也問到，在電影播出後已經超過10年，坦尚尼亞的情況是否有所改善？梭裴表示，改善可由許多層面解釋，一般人民的生活或許沒有太大改變，但商務運作可能有很大的躍進。他說，「如果可以只用電影就拯救非洲......我會這麼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