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萍說，被侵犯的孩子大多是孤立無援的，南部某高職案的受害孩子是直到來了新的輔導老師覺得可以說出來、說出來以後發現也有其他同學一樣，事件才爆發；有些孩子的困境是覺得自己很笨才會受害，不敢跟外面求助，也擔心被老師報復，也有孩子甚至覺得「第一次」已經給老師了、必須當老師背後「沒有聲音的女人」,「有些寧願相信老師是喜歡她的，否則會很痛苦。」
誰是校園性侵案件的關鍵隱匿者？張萍說，學校以校譽為重、注重老師同事和諧、教育局處只想讓校園回歸平靜都是問題，甚至在《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一書作者林奕含輕生後，人本雖然收到很多投訴，有些家長卻覺得事情不能曝光，怕會傷害到他的小孩。
校園性犯罪被隱匿的情況下，受害就會不斷發生。張萍遇過台南某老師連續18年性侵小學三年級四年級同學，每次都是把孩子帶進辦公室拉上門簾，同事都心知肚明卻沒有舉發；張萍也遇過家長申訴某個老師會摟抱小孩、嘴對嘴餵糖，教育局長卻說只是「沾一下」而已，說老師結婚多年沒生小孩、只是把學生當女兒疼，而張萍當場質問：「局長，如果是你女兒，你要讓她被親臉、親嘴、嘴對嘴餵糖吃嗎？」局長當場說不出話了。
「放著不管，本身就是一種犯罪。」
「『放著不管』，本身就是一種犯罪。」聽完台灣的分享，日本記者池谷孝司如此強調：「我認為校園性犯罪相當於在學校虐待學生，這想法沒有在日本普及、不認為是種虐待，這也是個問題點……很多這種犯罪案例不去管，他就會一直不斷重覆地發生，有個老師性侵30位小學生，發生後被解雇也被判30年有期徒刑，目前還在服刑中，這老師經歷過6所學校一直放著不管最後變這麼大的問題，導致6所學校有30位女學生被強暴……」
在池谷看來，台灣與日本不同之處在於有《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6條作為很好的「武器」，學校職員若是知道性騷擾、性霸凌卻不通報，依法可處新台幣3萬到15萬元的罰鍰，但接下來的問題在於事實認定，要怎樣確認有事實才是最重要的關鍵，而在日本是由校長主導進行，最需要學習的就是校長。
在橫山智子面臨的性侵案件，池谷曾發揮記者質問能力讓狼師吐實、承認自己犯錯，而回到校園性侵調查，他認為最重要關鍵在於第一次就要把所有材料準備好，讓老師沒有辯解餘地、沒有辦法替自己開脫：「第一次你問他，他說我沒做，難道你去問兩次三次四次他就會說有做了嗎？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最理想的調查狀況，我們希望是由第三者獨立機構、由律師及一些人去參與，第一次調查就把事情搞清楚，但現在日本是由校長主導，我們希望是由校長去接受這樣的教育……」
「性犯罪不只是個人行為，而是組織行為」
池谷也提醒，很多受害的男學生因為老師是男生而更無法說出口，問題出在社會氛圍：「各位家長不要以為，你自己的小孩是男生就沒事了，有些男生擔心講出來會被認為是同性戀，所以不敢講，歧視心態也真的是隱匿文化的溫床。」
「所謂的性犯罪不只是個人的行為，而是組織的行為，要譴責組織是比較困難的，這在日本也是一個困難……」池谷指出問題核心仍在整個校園的隱藏、教師受到訓練不足，而真正要解決問題，或許還是如同13日講座的主題，打破沉默：「界線絕對是可以抓到的，如果這些委員真的有心想追究這些事、不放過這些人，我就不會是剛剛這樣的結果，我希望大家都要抱著『絕對不要放過這些人』的心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