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問題，大專校院的教師的「教師法」與中、小學教師的「教師法」是否應該等量齊觀、標準一致呢？正如此次申訴的家長團體與校長協會，他們主要訴諸的不適任教師，主要是針對中、小學教師，而中、小學教育在國內係為國民義務教育，國家既然規定了學子有被教育的義務，那麼國家就該為這份義務教育的師資把關，不能任由不適任教師不斷地在教育現場傷害學子們的受教權益。但是，大專校院的高等教育，係屬學子自由選擇的教育階段，其高等教育的教師也非屬義務教育的一環，在本質上，依循學術的自由與多元，更是大專校院教師的本份與職責，是以此次《教師法》的修訂內容，非但沒有區分出不同教育階段的教師規準，反而想在內容上涵蓋所有教育階段的各級教師，這不論是在理論或實務層面，都是屬於不可能的任務啊！
一場《教師法》的修法風暴即將開始，而這一切都源於我們對壞老師的這個樓地板標準應該如何審視。筆者相信，除卻了像是「狼師條款」（民國98年通過的條文，規定性侵狼師通報後，必須一個月內處理解聘）這類維護學生基本人權的法案外，許多不適任教師的定義標準，常是與當時的輿論或民情有關，例如有重大教師違規事件後的輿情就會偏向從嚴處置，而有冤案誤判事件後的民意則又傾向於從寬了。但是，我們對於教師的本質，真的只能在這樣的樓地板標準裡不斷地遊移徘徊嗎？我們難道不能真正地思考一下什麼才是一位好老師的品質與條件嗎？
美國教育哲學家約翰∙杜威曾說：「教育的目的應是教我們如何思考，而不是該思考什麼；應該是改善我們的心智，讓我們能為自己思考，而不是將他人的想法直接植入我們的記憶。」如果這就是教育的目的，那麼老師應該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呢？一個思想的導引者，而非是知識的傳輸者。當我們以此標準來看待老師的定位時，或許好老師的這個天花板標準就幾乎呼之欲出了。
哲學以思索自身作為一切的起點，然後才能放眼至整個生命與自然。追問「我是誰？」這個問題，它不光是一個抽象的形上學議題，它也是一個自我建構的過程，因為它必須透過回顧我說過什麼話、我做過什麼事、我曾與什麼人交往、我對什麼事情負過責、我對自己和他人作過什麼允諾……，透過這些林林總總的瑣碎小事，重新述說屬於我自己的故事，甚至重新編織出我的身份。一個老師的身份，不就是這樣一套自我建構的過程嗎？
如果一個人的自我建構，必須仰賴一切他所曾經歷的人事物，那麼「我是誰？」這個問題就必須重新詮釋了，或許我們不應是就「什麼（what）是我？」的問題來思考，反而應該就「誰（who）是我？」的問題來回答才對。這裡的這個「誰」，不再是指永恆時間下那個不變的自我的本質，而是我在時間的變化之下，所有曾經與我相遇、互動的他者，是這所有的他者讓我的生命有了意義。
如同筆者曾在一場中學教師的甄試場合裡擔任口試委員，對於這些一心想投身進入教職的準老師，筆者沒有問他們「怎樣的老師才是一個好老師？」相反地，我問的問題是：「對於想當老師的您而言，怎樣的學生才是好學生呢？」
關於這個問題，筆者自己也沒有答案，只是每當陷入思索「我是誰？」或「我是一個好老師嗎？」這類的沈思時，我總是不禁抬起頭來看著這個世界，一想到還有多少人在飢餓貧窮的邊緣中掙扎？還有多少人在陰暗角落裡哭泣？還有多少人在不公不義的社會裡生活？還有多少人不能自由自在地呼吸與思考？……於是，我終於想起了自己為什麼要在這裡的原因了！
＊作者為南華大學通識中心專任教授，高教工會大雄分部召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