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美國總統卡特將國會通過的《台灣關係法》簽署為國內法律；40年後跨黨派參議員提出的《台灣保證法》草案，除重申《台灣關係法》的對台承諾，背後的戰略思考卻已完全不同。
1979年4月10日，美國總統卡特（Jimmy Carter）將參眾兩院日前所通過的《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簽署為美國國內法律，並追溯到該年1月1日起生效。在美中建交，中國認為統一台灣指日可待之際，此法為美台關係提供架構，同時也延續對台灣的安全承諾。
40年前後2部關於台灣的法案
法律條文不會輕易修改，戰略安全情勢卻不斷變動。40年後的今日，同樣出於穩定台海局勢的目的，會寫出怎樣的法律文本？從2019年3月26日，6位跨黨派參議員所提出的《台灣保證法》（Taiwan Assurance Act）草案，可略見端倪。
該草案未來是否能完成立法程序，或以其他形式表達美國國會的意向，猶未可知。但草案的提出，本身即反映了當前華府某些方面對台海局勢的看法。我們可以透過比較這部言明在《台灣關係法》40周年前夕提出，以強化美國對台承諾為主旨的草案，思考一下橫跨4個10年的變與不變。
《台灣關係法》雖冠以台灣之名，實際上欲語還休，將台灣放在區域和平與安全的框架：其表明「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及安定」符合美國的政治、安全及經濟利益；任何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台灣前途的企圖，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威脅，而構成美國的嚴重關切。
《台灣保證法》草案則正面面對台灣，言明台灣的戰略重要性：要求美國政府認知，台灣政府經由反映普遍民意的自由公平選舉所產生，是具代表性的民主政府；且台灣是自由與公開的社會，尊重普世人權保護與民主價值。台灣及其民主之安全，是大印太區域（the greater Indo-Pacific region）持續和平與安全的關鍵因素，也是美國的重要（vital）國家安全利益。美國對台政策，應著眼於美台關係的價值、實質與重要性，加以深化與拓展。
在國際上孤立台灣就是脅迫
這些段落很清楚表明美國並不是把台灣當做「棋子」，而是正面對待台灣，以建立全面性、戰略性、以共通價值為基礎（comprehensive, strategic, and values-based）的美台關係。也就是說，美國與台灣發展關係並不是為了「打台灣牌」以抗衡中國，而是如最近美國官員在某場合所說，是因為「這樣做有道理」（because it makes sense）。
40年前《台灣關係法》所想像的安全威脅，主要是中國使用武力，以及以包括經濟抵制或封鎖禁運等脅迫手段，改變台灣現狀之做法。因此，《台灣關係法》言明，美國與中國建交之決定，是以期待台灣前途以和平方式解決為前提。
《台灣保證法》草案對於外部威脅則相當具體地指出，海峽兩岸的軍事力量失衡：因中國全面性軍事現代化的努力，解放軍投射軍力能量的大幅增長；以及台灣與其盟友所受到中國的持續外交打壓與恫嚇，目的在孤立台灣。對於後者，草案明白指出，將台灣排除於衛生、民航或打擊跨國犯罪組織的行為，構成美國的國家安全關切。這些可視為對《台灣關係法》所言的脅迫手段（coercion）之具體例示。
若是廣徵美國近來的政策文件，台灣的安全威脅還包括眾議員夏波（Steve Chabot）《抗一中原則決議》草案（H.Res.248）所提到，中國強推一中所發動意圖改變台灣存在的全面性攻勢，以及美國認為中國軍機侵入海峽中線是挑釁行為的強硬反應。這些當然也可能構成脅迫手段。
《台灣保證法》草案在以下3方面重申對台承諾，並賦予其現代意義：一、在安全方面，支持台灣執行不對稱防衛戰略，呼籲台灣增加其國防預算，要求美國行政部門對台進行經常性的防衛性武器移轉，同時與台灣重啟雙邊自由貿易會談；二、在外交打壓方面，重申支持台灣在聯合國及其專門組織有意義的參與；三、要求行政部門檢討對台政策綱領，解除不合時宜的自我設限。這個主軸明顯在打破中國所詮釋一中框架的束縛，拿回對台政策的主導權。
民主能載舟亦能覆舟
《台灣保證法》草案背後的戰略觀點與40年前的《台灣關係法》很不一樣。這份文件所反映的毋寧是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檄文以降的思考：中國在習近平主政下，對內集權，對外擴張，使美中體制之爭無可避免。相應而言，美國一連串對台灣的相挺，是在回應中國的進逼。這部分是中國的責任。
在尊重台灣民主這點，《台灣保證法》草案與過去並無不同，重申在和平條件下尊重人民對台灣未來的選擇。但在民主倒退、惡意滲透嚴重的此刻，民主是否會透過集體選擇而自我葬送，已經是真實的風險。這部分是台灣自己的責任。近來美國政策圈已有將假訊息攻擊視為脅迫一環的聲音，在變與不變當中，著實耐人尋味。
＊本文原刊新新聞1675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