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於1995年獲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的美國導演莫克（Freida Lee Mock）認為這其中存在信度的問題，「觀眾能相信他們所看見的嗎？」《謀殺球》（ Murderball）等紀錄片製作人烏爾曼（Mark Urman）未做出直接評論，但表示當一部電影在未標明的情況下包含大量表演成分，應以「劇情片」（drama）稱之。
以模擬取代了想像
於7日《無知時刻》映後座談中，米爾克森表示，紀錄片在一般傳統認知中，被認為是較為旁觀、以記者般的角度去追求事實。因此，電影製作者的介入越少，紀錄片的信度似乎也越高。
米爾克森也提到《紐約客》（New Yorker）影評布洛迪（Richard Brody）在2015年3月評論HBO紀實影集《黑色豪門疑案》（The Jinx）的文章。這篇評論在開頭處便稱重演是當代紀錄片的「災厄與詛咒」（the bane and the curse）。
布洛迪認為，在重演中喪失的不是真實的邏輯可驗證性，而是真偽（authenticity）的概念感。例如，當觀眾看見《黑色豪門疑案》中存放失蹤的凱西杜斯特（Kathie Durst）資料的盒子。觀眾不知道盒子上的筆跡是否是調查人員的真跡，這個房間是否是真實存放資料的地方，或者一切都是製作團隊的製作。
布洛迪指出，真實的物件是與事件的物理連結，「他們喚起想像，而非模擬。」他也認為，重現訪談者描述內容的影像重演，是對觀眾的一種侮辱。這樣的作法預設了觀眾無法自行想像出這樣的畫面，也小看了素材自身具有的創造能量。
對此，米爾克森認為，只有無法成功連結真實的重演作品有這樣的問題。他認為沒有真正中立、客觀的紀錄片觀點，目擊者提供的訪談也具有其真實性上的限制。雖然，米爾克森也一再強調這不代表電影不能將呈現事實作為其目標。
重演呼應了詮釋歷史的多層次面貌
比起重演，《無知時刻》更像是一部描述重演的電影。其中有相當部分鋪述選角及指導演員的過程，雖然觀眾難以確知這是否也是「重演」的一部分。透過說服一名陌生的年輕演員演出自己，導演與警官都獲得一次與「過去的自己」對話的機會，並審視自己過往的行為與背後的動機。
米爾克森指出，《無知時刻》的（英文）片名，呼應了在拍攝過程中，存在一部分導演本人也不能控制的部分，超越已知部份的發展。在重探自己的回憶之外，也試著尋求受害者的諒解。他也認為，這部片呈現了更大的藝術自由度、探索記憶的複雜度、以及倫理的提問，突破了純訪談式的紀錄片所能給予的廣度。
對於重演是否具有混淆真實與演出界線的風險，米爾克森表示他的答案是肯定的。但也可以說重演作品反映了界限本身的變動性與複雜性，並挑戰了傳統紀錄片的拍攝手法。他認為，紀錄片也有權被認同具有其藝術自由。
也因此，米爾克森對於《無知時刻》得被選入第十屆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感到開心，且影展本身也是一個挑戰視野的平台與機會。
其他6部選入「記錄X記憶：重演」單元的作品分別為《正義難伸》（The Line Blue Line）、《河流和我的父親》（Rivers and My Father）、《再見孟克》（Edvard Munch）、《探訪、回憶與告白》（Visit or Memories and Confessions）、《智利不會忘記》（Chile, Obstinate Memory）及《柬埔寨傷痕》（Scars of Cambo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