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有論者認為，在「馬習會」後，兩岸領導人已可在某種形式的對等條件下直接見面，「國共平臺」已經是可有可無的「雞肋」。但這樣的論點忽略了以下四種新情勢、新需要：
(1).中國國家主席兼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今（108）年1月2日發表「告臺灣同胞書」四十週年紀念談話，將「九二共識」的內涵限縮為「一個中國，兩岸共同謀求國家統一」，壓縮了「一中各表」的模糊空間，也將「一國兩制臺灣方案」拿上檯面。在這樣的前提下，盼望中共會繼續默許「兩岸政府平起平坐」，恐怕不太現實。
(2).當習近平對臺更加強硬，臺灣主流民意對主權、民主、安全和尊嚴的四大堅持也更形堅定，縱使國民黨重返執政後想推動「X習會」，臺灣社會對形式和實質的對等也將更為堅持，這會壓縮我國政府的運籌空間，但「黨對黨平臺」就比較不會有這個問題。
(3).或許有人會說：那乾脆讓總統兼任黨魁，再用黨魁身份去見習近平不就得了？但「總統就是總統」，先不論我們難以接受代表中華民國的元首用此種方式自我降格，縱使換個身份，臺灣民眾對「平等、尊嚴」的要求也不會下降，因此總統很容易動輒得咎，更別說「換頂帽子」就以為中共會接受，未免不夠務實。
(4).再加上臺灣各縣市民眾對地方首長的執政品質更加要求，能夠穿梭兩岸，帶來更豐碩合作成果的地方首長，將會受到更多民意的支持。而具備地方首長身份的黨務高層，將可在兩岸各層次的溝通協調上，佔據「制高點」，發揮更高的「能動性」。
綜合上述，在國民黨內擁有最高民意支持度的地方首長韓國瑜，若能出任重返執政後的國民黨主席，對促進兩岸高層溝通、增進兩岸經貿合作、降低臺灣民意疑慮，都是利大於弊。而總統為首的行政部門將會是黨中央的堅實後盾與平衡力量，可以適時發揮「盾牌」、「煞車」和「油門」的角色。
5. 有助於交叉運用「政黨外交」及「城市外交」，拓展臺灣的國際空間：
我國國際處境特殊，在中共打壓下，我總統只能「過境」美國（根據美國內規，我正副總統、行政院長、國防與外交兩部部長甚至不能訪問華府），無法訪問其他無邦交國家，也不能參加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非正式領袖高峰會（AELM）等重要區域組織或會議。這讓我國的外交空間高度受限。
或許有人會說，「部長外交」及「城市外交」可以發揮補充效果。沒錯，但這些都只能做到「補充」，而不是「替代」。因為在外交實務上，形式和層級的對等非常重要。一個光桿部長或縣市首長，所能夠見到的外國官員層級會受到限制，而許多國與國之間的重要交流合作，必須靠高層溝通去解決。這也是臺灣過去推動外交工作的困境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