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峽兩岸及海外華人當中，對蔣介石的評介一直是「冰火兩重天」。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之前，國民黨一黨獨裁、白色恐怖之下的台灣，「先總統蔣公」是一代偉人、民族救星；共產極權、紅色恐怖之下的中國，蔣介石則是臉譜化的反動派和匪幫頭子。最近三十年來，兩岸對蔣的評價又發生了一輪有趣的對調：民主化突飛猛進並經歷三次政黨輪替的台灣，隨著二二八屠殺和白色恐怖時代人權迫害事件一一浮出水面，蔣介石在年輕世代心中逐漸定格為獨裁者和「遷佔式政權」的首領，是一個評價相當負面人物；共產專制體制日漸僵化與嚴酷的中國，一部分看不到民主化希望的民眾，則掀起「民國熱」、「國民黨熱」乃至「蔣介石熱」，很多參與民主運動的知識分子居然為蔣介石這個「失敗的英雄」大唱讚歌，仿佛當年蔣介石若在國共內戰中取勝，中國人也能跟台灣人一樣過上自由民主的生活——他們與台灣代表反動一方的極端深藍人士不謀而合。
在我看來，將在台灣已跌下神壇的蔣介石，重新請上中國的神壇，以為蔣介石可以幫助解決當下中國的難題，這是一種思想上的懶惰和道德上的怯懦。台灣的民主不是蔣氏父子恩賜的，儘管蔣介石不如毛澤東那麽殘酷卑劣，但也並非那些憧憬「民國當歸」的中國人所想像的那麽「愛民如子」。對於歷史人物特別是政治人物，都必須去掉其臉上的重重油彩，在其所處的歷史環境中，給予恰如其分的評價。瞭解蔣介石，到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抄蔣介石的日記，當然是捷徑之一。但若僅僅根據這些日記就對其「蓋棺論定」，必定釀成大錯。每一個寫日記的人，都會不由自主地對真相做出某種程度的過濾、刪節、掩飾與誇耀。所以，參照他人的記述同等重要。對於蔣介石而言，跟目前問世的數十種傳記相比，其貼身侍從副官翁元的回憶錄更為真實與生動——一九四六年，剛剛從中學畢業的少年郎的翁元，以蔣介石的浙江同鄉的籍貫應征入伍，進入總統府侍衛隊，然後隨國民政府遷台，再入選蔣介石的貼身侍從副官，先後服侍老蔣和小蔣一直到他們過世。想想看，這樣一位歷史親歷者，該有多少宮廷秘辛可以娓娓道來！
黨庫通國庫，黨產何其多
翁元加入蔣介石侍衛隊時，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統治已呈現敗相。一九四九年二月，蔣介石在內外交困之下宣佈下野，翁元所在衛隊奉命趕赴蔣老家奉化，執行一項「特別任務」。大家拚命將幾十箱「軍火」扛上火車，有個粗心的衛兵不小心弄翻了一箱，夜暗中，只聽見一聲「嘩啦啦」，一整箱亮晃晃的袁大頭銀元，傾覆在火車站月臺上。後來，翁元才知道，那一大箱、一大箱的銀元，其實是「總裁溪口辦公室」的辦公經費——包括自己每月一塊銀元的薪水在內。這些錢是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從國庫裡頭，設法撥出來的一筆經費。
多年以後，翁元才覺察到此事不合憲政體制：當時，總統已由李宗仁代理，總統府衛隊卻精銳盡出，而且是跟著蔣介石這個已經下野的前總統走。那時沒有任何人敢於質疑：「為什麼一個已經卸下職務的前總統，還能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指揮近六分之五的總統衛隊兵力，跟隨他回到自己的家鄉，而且還押運了大筆的黃金、銀元以及軍火武器？」
當然，面子上的事還是要做的，蔣介石已不是總統了，就將辦公室改名為「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衛隊也改為「特務大隊」。蔣在奉化看似縱情山水，實際上仍在遙控軍政大事，安排各地軍隊作最後抵抗，並佈置政府遷往台灣事宜。反倒是南京總統府裡的李宗仁，無人指揮，更無法挽回大局，最後只好一走了之。
少年翁元看到的火車站月臺滿地銀元的細節，生動地凸顯出國民黨政權黨政不分、黨國不分、黨軍不分的本質。雖然號稱行憲、雖然實行選舉，但黨、政、軍、國所有的資源都掌握在蔣介石手中。在蔣介石的政治生涯中，他多次辭職下野、以退為進，往往都能化險為夷。可是，這一次的局勢完全不同，他面對的是以消滅他個人和他的政權為目標的毛澤東的共產黨。他再也沒有希望繼續統治中國大陸了，逃遁到台灣島上之後，「反攻大陸」只是是聊以自慰的口號罷了。
國民黨的不當黨產，當然不只是翁元看到的那幾十箱銀元。國民黨到台灣之後，在威權體制、一黨獨大的政治環境下，以非法或當時合法、但在當時及現在都不符合道德要求的方式，取得了龐大的財產做為黨產。台灣走向民主化之後，國民黨黨產問題仍未妥善清理。二零一六年，國民黨狂輸了大選，成為一九四九年失去中國大陸之後最大的一次挫敗，或許國民黨此後將永遠失去台灣，淪為影響力有限的少數黨。過去，黨產是國民黨用來收買人心、贏得選舉的隱形資源；如今，就連國民黨的議員也哀嘆，黨產已成毒藥。國民黨內年輕世代的徐巧芯等人發起成立「草協聯盟」，開出「黨內改革」的第一槍。他們提出六項主張，其中第四條就是「解決黨產問題」：「黨產已成為國民黨的負債，而非資產。國民黨必須在符合現任黨工和卸任黨工的勞動權益之下，主動提出清楚且符合社會期待的處理原則，並且確實執行解決正在信託的黨營事業。」他們的改革方案能否成功實施，乃是國民黨能否重新贏得人心的關鍵所在。
士林小皇宮，蔣版內務府
翁元在士林官邸為蔣介石服務了二十多年，與蔣介石在一起的時間恐怕僅次於宋美齡。他形容說，士林官邸儼然是一個小紫禁城，而蔣介石就是這個紫禁城唯一的皇帝。為蔣介石服務的人員分為兩大系統，即內務科和侍衛。如果拿來跟帝王時代的宮廷比較，內務科無疑就是大內的太監，而侍衛則如同御林軍。
在翁元眼中，蔣介石確實生活簡樸、刻苦己身，不是那種窮奢極慾、酒池肉林的獨裁者。蔣不喝酒，甚至連茶也不喝，每天只喝溫度適中的白開水。蔣中年之後即不好女色，跟淫樂到死的毛澤東對比鮮明。但是，蔣個人節儉的品質，並不能改變整個制度的專制獨裁模式，有的時候，節儉反倒要付出更大的代價才能實現。
比如，蔣介石不能吹冷氣和電扇，這一點，蔣跟他的學生林彪一模一樣。蔣的官邸中未安裝冷氣，台灣的夏天相當炎熱，如何解決降溫的問題？在官邸平常吃飯的時候，侍衛人員就要像古時候的婢女或者太監一樣，站在蔣的身後替他打扇子。這個扇子的質料，蔣還特別考究，是要專人到香港去買大陸產製的蒲葉扇。一把扇子，造價幾何？這不也是另一個版本的「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嗎？當美國總統艾森豪來訪時，難題接踵而至：兩人對談時，蔣總不能獨自一人享受這種東方帝王式的服務吧？若另外安排侍衛為美國總統打扇子，則又有損國格。於是，官邸決定臨時安裝冷氣設備，好不容易在艾森豪來訪前夕到位。
蔣介石很喜愛一個修腳師傅小吳先生，就如同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擁有御用理髮師。小吳本來在一家名為安樂池的大眾湯池工作，安全局考慮到那是龍蛇混雜之處，萬一小吳在那裡將官邸的祕密透露出去，豈不形成巨大的安全性漏洞？於是，當局為小吳在安全局安插了一個僱員的空缺，小吳每天到安全局「上班」，名為「上班」，實則待命，只要蔣需要修剪腳指甲，官邸就通知安全局安排小吳過去。有時候，蔣在南部度假，即便在偏遠的梨山，只要一想到需要剪腳指甲，就命令侍衛打長途電話，叫小吳隔天趕去。修腳師傅進安全局，堪稱奇聞。
蔣介石還有一個特別編制的「轎夫班」。坐轎子是蔣抗戰期間在山城重慶養成的出行習慣，每逢到汽車不能抵達的山水勝地，他便以這種兩人一組的轎子為交通工具。坐轎子的人很舒服，但抬轎子卻很累人，每次出行，轎夫們莫不人仰馬翻。轎夫班為數十多人，平時從事清潔工作。翁元感嘆說：「所謂『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實際上是內務科的轎夫們，憑藉原始的人力，把蔣宋二人抬到山水之濱。」
蔣介石的日常飲食倒也很簡單，不會有滿漢全席、山珍海味，大致相當於今天富裕國家的中產之家的水準。不過，蔣介石的御用打扇侍從、御用修腳師傅、御用轎夫班子，卻是美國總統、英國首相都不敢奢望的奢侈服務——民主國家的首席公務員，若要享受此等服務，必須自己掏錢。蔣從來沒有覺得享受這樣的服侍有何不妥，而視之為理所當然。所以，翁元如實地指出：「蔣不承認自己是封建帝王，但是，各種享受卻明白地顯示，他過著一種二十世紀絕無僅有的一種奇特的生活方式，這種生活形態，只要在清代的紫禁城裡，才看得到那種場面。」
抱殘且守缺，天下奉一人
雍正皇帝在養心殿西暖閣題寫了一副對聯：「唯以一人治天下；豈爲天下奉一人。」這兩句話出自唐代大學士張蘊古給唐太宗上的《大寶箴》。原文為：「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固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人。」意思是說，聖人（即皇帝）享天命來拯救百姓於水火之中，不論順利還是困難，都要自己承擔，把心思全放在百姓身上，像太陽一樣大公無私，不偏向與親近的人。皇帝是專門管理天下百姓的，不要讓天下百姓侍奉皇帝一個人。雍正將最後兩句稍加改動，更準確地體現了雍正時代以嚴猛著稱的政治手段和皇權高度集中的現實。這句話也是翁元整本書的主題：蔣介石雖然口口聲聲宣揚總理遺訓和基督信仰，但這兩者都沒有中國皇權專制傳統對其影響大。蔣一心學王陽明，一不小心卻變成了雍正帝。學者陳鐵健、黃道炫指出：「蔣介石的思想，基本不離專制政治體系，他是專制者，又是愛國者，兩者統一，而以前者為本質。」
翁元描述了蔣晚年相當迷信的一系列有趣的細節。第一個細節是：「老先生雖是軍人出身，在某些方面卻顯得十分迷信，例如每次以總統或國民黨總裁的身份，去喪家或是殯儀館悼喪回來以後，一定要在洗手間裡面把雙手洗上老半天，把晦氣洗掉。」第二個細節是，蔣非常討厭黑色的東西，認為黑色是不吉利的顔色，官邸中看不到黑色的裝飾。有一次，有侍從用黑布遮擋電視螢幕，蔣看到後大聲吼叫：「真是莫名其妙，誰叫你們找塊黑布來，還不跟我拿走！是誰的注意？」第三個細節是，蔣很相信風水之說，蔣住的地方原則上喜歡朝東或是朝南，取國人喜愛向陽、面陽氣較盛的老觀念。蔣住的幾個官邸，基本上都是按照這個風水原則建築的。
蔣介石沒有經受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洗禮，生前到訪過日本、蘇俄、埃及、印度、緬甸等國，卻不曾親臨歐美民主國家，不知民主、自由、憲政、人權之真諦。蔣只讀古書，遠離西方現代文明主潮，抱殘守缺，終身不變。美國學者布萊恩·克羅澤在《蔣介石傳》中指出，這正是蔣介石失敗的原因所在：「蔣介石所犯的大部分錯誤也許是由於他的性格和思想上的潛在缺點以及幼年時期受很少教育的緣故。由於教育和信仰的原因，他的思想很保守，但他卻認為自己是個革命者。」英國作家喬納森·芬比在另一本《蔣介石傳》中也得出相似的結論：「十分保守而又遠離現實的總司令，思想依然停留在他成長的那個時代，這也使得他不能夠給這個迫切需要進步的國家提供任何新的東西，他著迷般地至死追求其老套的觀念。」
這種保守的思想方式和行為方式的體現之一就是，蔣介石對待身邊的工作人員毫無平等觀念，他將自己看作是只差沒有加冕的皇帝。翁元寫道：「許多年老的同事，把自己的身份看得很低，蔣家的人也確實將他們當作家族的奴隸。蔣的潛意識裡有天下是我打下來的之心態，不知不覺間自認為是這個國家的王者。」有一次，蔣的眼鏡找不到了，將侍從們罵得狗血淋頭。後來蔣才發現眼鏡就在自己手邊。蔣明明知道是自己忘記了地方，是自己的錯，與副官們無關，但就是不願向副官們說一聲抱歉。翁元對此感觸很深：「蔣除了沒有向任何人說抱歉的習慣之外，也絕對不會向他心中視為奴才的內務科人員說一聲抱歉。」若是翁元活到今天，看到美國電影《白宮管家》中那個在歷屆總統面前不卑不亢、擁有完整的人格尊嚴的黑人管家，而總統們個個都對他禮遇有加，不知當作何感慨。
蔣介石晚年疾病纏身，國民黨當局不惜耗費巨資邀請外國第一流的醫學專家來台會診。有外國醫生感嘆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國家，可以像你們這樣，動員全部的人力物力。」確實，在拯救國家元首的生命上，即使美國總統恐怕也不可能有蔣介石這樣近乎帝王般的醫療照顧。不過，在彼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獨裁者毛澤東得到的醫療服務，跟蔣介石也差不多。毛澤東的私人醫生李志綏在回憶錄中揭露了不少類似的資料。如果說蔣介石是雍正，那麽毛澤東就是朱元璋。
蔣介石一生都在努力樹立一個無私、獻身、堅韌的形象。然而，在大清王朝和共產帝國的夾縫中，他只比段祺瑞、張作霖這些軍閥幸運一些，半截身子深陷在皇權政治的醬缸中，半截身子拚命撲向現代社會的門檻。蔣介石去世的時候，像皇帝那樣將權力傳給兒子蔣經國；而蔣經國去世的時候，卻再也不能像蔣介石那樣延續「家天下」的模式了。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