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當我在解剖室想著〈庖丁解牛〉時，注意到了，眼前陳列的不是牛。這十八具遺體，每一個人死因不同，性別不同，來處不同。本來以為這些屍體是捐贈的大體，後來老師告訴我，香港捐贈遺體做解剖並不風行，很少人捐贈大體；因此，這十八具都是路倒的無名屍，其中有很多年老的男性、女性。但是，我看到其中一具是相當年輕的歐美白人，赤裸而鮮活，看起來完全像是睡著了。他有什麼樣的人生歷程，會有一天倒在香港的路上，變成一具無人認的屍體，最後躺在解剖檯上，讓一些鋸子都還不知道怎麼拿的孩子們，打開他的胸腔？
這堂解剖課，我們正在教年輕人如何在外科手術變成科學的庖丁，變成對人體結構認識最有本事的專家。可是，這些年輕人將來要面對的不是牛，而是人。在醫學教育裡，在什麼課堂裡會教這些學生操刀技術之外其他的問題？當十八歲的孩子，拿著沾血的鋸子，面對路倒的無名屍，他與屍體之間是什麼樣的生命關聯？
這兩百個穿著白袍的十八歲學生，在那個房間裡面對的是死亡，可是，他這一生的任務將會是面對生命。他們面對死亡的目的，是為了面對生命。我們會在什麼時候教他們思考，生命來自哪裡？又要往哪裡去？他在生命來去之間的位置在哪裡？他「庖丁解牛」的技術學得再好，是否在心裡思索過終極目的是什麼？這些問題在醫學教育裡有教嗎？還是其實不知道從哪裡教起？
我想說的是，這些可能正是文學能夠發揮作用的地方。
透過文學，可以讓手裡拿著鋸子，面對身體的孩子們比較容易認識「人」。否則，我很難想像，技術非常好的現代庖丁，卻對痛苦、絕望、煎熬沒有任何理解與認識；或者對於人性的複雜、懦弱與堅定，從來沒有經歷；甚至也從來就沒人跟他談過背叛、真誠的愛與愛的能量。我很難想像他以後要如何面對必須處理的生命？
我只是用醫學作一個例子。但是，如果你要問：「龍老師，我們是商學院的！我們跟生命、跟人關係不大。」
你們之中有人這樣想嗎？如果有的話，那問題很大。如果對於人心靈的虛偽與真誠、對於愛和恨沒有過認識，那麼正義與不正義放在一起時，如何做細微的辨別？或者當兩種不正義被放在一起的時候？如果從來沒有思索過這一類的問題，這個人將來要做律師、法官、政治領導，是不是很可怕？
在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的事情發生之後，香港恆生銀行總行前，每天會看到一個老太太，一個人孤單坐在大樓前面，放一台小小的錄音機，播放類似詛咒的哭調，因為她一輩子的積蓄付諸流水。她沒有任何其他的方式來伸張自己的委屈，唯一能夠做的，就是像到廟裡燒香的婦女一般，放哭調。請問，商學領域與人的痛苦、幸福真的沒有關係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