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走馬上任的年輕文化部長鄭麗君，日前接受媒體訪問，談了一些文化概念與施政重點，也發佈了新聞稿（2016.4.20），儘管這只是她上任前的外部觀察，尚不完整，未來施政時也可能會有調整，但從她的談話內容仍大致可看出她的文化態度。
莫讓文化建設成為選舉綁樁工具
就時間點而言，鄭部長此時此刻在台灣新政治生態中出任要職，有其施政的優勢條件，當下文化議題也沒有尖銳的歧見與對峙，不像教育部的許多「轉型正義」容易涉及意識形態，變成朝野、官民嚴重對立的敏感問題。鄭部長所屬的民進黨在國會佔多數，在野的國民黨軍心渙散，與二〇〇〇年第一次政權轉移時朝小野大、藍綠嚴重對立的狀況迥異。
民進黨第一次執政期間，來自四面八方的戰火猛烈，文化事務也受波及。政治人物凡事以選舉為主要考量，急著「綁樁」兼選民服務。文化施政面對的壓力未必完全來自強大的反對黨（國民黨），弱小的執政黨（民進黨）官員、民代更是充滿危機感，往往把政治延伸至文化，視為理所當然，要「自己人」照單全收。幾位目前檯面上最紅的市長、立委，都有政治凌駕文化的行徑。
文化為政治服務具體的例子就是文化設施還沒完工，卻配合選舉啟用。二○○七年民進黨的陳總統在任時，台南的台灣歷史博物館還未完工，為了展現政績，搶先開幕揭牌，到二○一一年國民黨執政期間又開幕一次，正式對外開放。再看台中的國家歌劇院，去年六合一選舉前，一切硬體建築與空間設施尚未完全就緒，為了給競選連任的胡志強市長加持，就急著宣布營運，馬英九總統也蒞臨主持，宣揚施政成果。時至今日，國家歌劇院還忙著準備八月底的啟用大典。
台灣政客在選舉或問政場合，常指責對手「講到歸畚箕，做無一湯匙！」這句俗諺用於文化治理同樣貼切，知易行難，說起來輕鬆，做起來困難或未能達到預定的效果。
文化部門的基本責任是把土地、空間與歷史、人文連結，提供文化藝術人才良好的軟硬體環境。從文建會到文化部，業務的重點一直是文化資產、社區營造、表演藝術、視覺藝術、文學、工藝、博物館，即使改「部」之後，加入原屬行政院新聞局的出版、電影、電視及流行音樂業務，其核心價值仍是人才培養，鼓勵實驗性創作，形塑全民文化參與的環境。
鄭部長是小英總統「文化白皮書」的起草人之一，特別重視《文化基本法》以及審議式民主，希望透過完善的立法，健全文化環境、尊重文化多樣性，以及保障文化預算，作為文化施政的重要環節，立意良善，重點是文化實作的問題，包括文化內涵的掌握與體現，施政優先次序與輕重緩急，以及執行策略與步驟，否則難免流於宣示性、儀式性的形式主義。徒法不足以自行，鄭部長應該很清楚。
鄭部長新聞稿中強調「國民是文化創造的主體，不該由國家由上而下，更不該為上位者與政治服務，會把國民視為文化發展的主體」。讓人眼睛一亮，這是當代文化治理的基本原則，卑之無甚高論，然鄭部長這個時刻重申「文化至上」的概念，仍有其深意。
文化難免政治，但需超越政治
文化事務其實很難完全免於政治成分，文化政策代表執政者的主體思考及價值觀，「政治性」十足。尤其在長期威權統治之後，本土政黨提出與國民黨有別的政策，有其必要性與現實意義。以兩次政黨輪替的時空環境來看，文化部門繼續把握主體性，以台灣的歷史與時空環境為中心，衡量文化的發展性，並讓它開花結果。然而，文化業務有其客觀性與專業性，也需具有前瞻性與包容力，從首長到行政人員，容或有個人的意識形態與政治立場，但一旦執行公務，從政策制定到業務推動，都需超越意識型態。
鄭部長新聞稿或接受訪談時提到諸多文化觀點，基本上都很重要，包括必須持續性、長期性推動，也要時間沉澱，無法立竿見影，要一步一腳印的潛移默化。她也瞭解文化底蘊本來來自國民素養，文化事務不是文化部門的獨占性業務，它同時存在政府其他部會、民間企業、社團與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各行政部門的政策、設施都應有文化思維，期盼她能順利推動。
為因應數位匯流趨勢，鄭部長計畫在文化部成立文化科技司，這是她的初步構想，尚無具體步驟，卻是新官上任的一大亮點。組織調整往往影響施政的重點與價值觀，重視人文科技的用意甚佳，事實上科技的發展及運用，確實可以提供文化藝術不同的呈現載體，以及展演形式更多元的可能性，而現代影像與藝術的創作、展演也已常結合科技作跨界的呈現。不論科技如何進步，留住人目光的還是這個載具、平台的「內容」以及創意人才。推動文化科技有其必要性，但是否有需要設一個司？這個文化科技司與現有的影視及流行音樂發展司、掌管數位、視覺與表演的藝術發展司，與督導動漫的人文出版司如何分工？
掌握文化藝術的內涵，是最大挑戰
鄭部長在新聞稿中感慨過去三年，「台灣損失幾位重要作曲家、表演藝術家、詩人，他們的音樂與文字都是重要的台灣文化遺產。然而，他們離世的消息，卻鮮少進入主流媒體輿論，也幾乎不為國人所知。」這些字句反映鄭部長的人文關懷，但論述上稍稍有些跳躍，沒注意文化變遷的時空性及不同時期的藝文生態。
以三位先後榮獲國家最高榮譽（國家文藝獎、行政院文化獎）的作曲家而言，郭芝苑、蕭泰然在威權時期的確長期受打壓，但晚年否極泰來，備受尊崇，這是遲來的正義。堅持本土創作路線、個性謹慎的馬水龍，則一直是台灣音樂的主流，他過世時門生故舊自動辦了幾場紀念音樂會，媒體也廣泛報導。這兩、三年折損的另一位台灣重要音樂家是徐頌仁，只因家屬刻意低調，連告別式都未舉辦。當前本土藝術家不太容易被輕忽，如果新聞報導不夠，不為國人所知，原因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偏重逸樂取向，這又是另一個問題了。
文化大拜拜，非當務之急
根據新聞稿，鄭部長上任後要盡快舉辦全國文化會議，讓朝野、民間對文化事務有對話的機會，也具宣示文化的重要性。以往國、民兩黨政府皆曾舉辦大規模的全國文化會議，但效果不彰，難有具體效果，鄭部長不應把全國文化會議視為施政的優先順序。
問政理性、邏輯清楚的鄭部長雖是文化行政新手，但以她宏觀的視野，又有歷任文化首長少有的施展空間，免於政客不必要的文化困擾，若能知人善任，必然很快上路。不過，在朝長野消的大環境下，仍應避免泛政治化的操作，並引以為戒，讓文化有落實與成長的空間。面對繁雜的文化事務，鄭部長主要功課應該是在概念性的敘述之外，思考如何掌握文化藝術的內涵、質感及其時空變遷？她的施政會受到各方的監督與檢驗，對於這位年輕部長，我跟許多人一樣充滿期待。
＊作者為前台北藝術大學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