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十九日，這是英國中部一個明朗的下午，我似乎受到什麼莫名的召喚，知道自己非走這一趟不可。家鄉的老市長胡志強，要來離家不遠的諾丁漢大學演講了，而我難掩心中的期待。家中初遭巨變，在異鄉的日子埋首於博士論文，茫然如我，需要一些來自家鄉的安慰，來平撫對未來的不確定感。我隱隱約約覺得，或許，他也需要。
我還在外面曬太陽等待時，胡突然出現了。他走得很慢，在左右一行人的簇擁攙扶之下，卻仍顯得步履蹣跚而踽踽獨行。到場的人並不多，連我在內大概只有四、五個台灣留學生捧場，全場也不過二、三十人，台灣人大約超過半數。除了三三兩兩找胡合照的年輕人，場面並不熱絡。即使五二O還沒到，你卻可以感受到，這已經不是一個執政黨的場子了。
胡志強走進會場，先向我們坐在一起的三個台灣同學打招呼，首先問我從哪裡來，我回了一個自以為會讓他滿意的答案：「台中。」胡也一如往常，給了一個總能皆大歡喜的回應：「果然是我們台中人才會有的好氣質呀！」果然，大家都笑了，包括我。在笑聲背後，竟察覺出自己與胡分享了一絲說不出的落寞。
演講題目是關於年初的台灣總統大選，講的東西對關心台灣政治的人來說都很熟悉。胡用流利的英文，除了交代國民黨一路慘敗的過程，也敘述了自己對台灣未來前景的一些憂慮，包括經濟發展、觀光業、能源、兩岸關係等等。大概沒有人不覺得這都是老生常談了，但也大概沒有太多人是為了演講內容才來到這裡。
演講結束開放提問，問題林林總總，就是一個疑問：國民黨究竟為什麼敗得那麼慘？那現在國民黨要怎麼做？
胡眼神帶著幾分空洞，坦率的表示，他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他說，時代變得太快了，快到他完全無法理解了，他真的不瞭解年輕人了。他說，他真的是一個好人，不是壞人，也不是一個壞市長。他如數家珍的說出他的政績：五都之中，台中市負債最少、失業率最低、GDP年年高效成長，遠高於台灣平均……。政績說得越多，他的神情就越顯得茫然無奈。
我在台中住了快二十年，見證了胡整整十三年的任期。坦白說，因為自己長期在外，並沒有特別關心台中市政，但是他能連任這麼多年的這個事實本身，或許已足以說明他並不是一個壞市長。至少對我來說，胡志強是一個討喜且有趣的政治人物。
過去威權時代，由於國民黨壟斷了台灣所有的政治資源，可以說舉一國之力來培養一黨之人才，因此當時黨內最優秀的政治菁英，幾乎就是台灣最優秀的政治菁英。論歷練、才識、格局與高度，胡志強又是在這批優秀的政治菁英當中最出色的一個。其實，台中市並不是全台灣最大的都會區，有胡志強在自己的家鄉主持市政十餘年，台中市民就算不感到幸運，應該也不算吃虧吧？至少他已經是國民黨拿得出手的第一流政治人才了。
當他表示自己不知道國民黨為什麼會敗得這麼慘時，他是真誠的。承認自己認知的有限性，本身就需要極大的勇氣。他或許內心裡覺得自己是非戰之罪，並不是不能東拉西扯推卸責任。但他沒有，他就說他不知道。一方面，他深知推卸責任是有失他的優雅風度。另一方面，他真的不知道。
你怎麼能要求他知道呢？出生於國民黨敗走台灣前一年的北京，跟隨身為中華民國軍人的父親遷居到台中。從年輕就一路上受到中華民國的栽培與提拔，胡志強不論怎樣，就已經是中華民國的人了。那個建構在「上承辛亥革命，下接北伐抗日」的建國神話基礎之上，國民黨版本的中華民國。
但是，現在已經不是國民黨與中華民國的時代了。民主化之後，台灣人正在重新打造自己的共同體。「天然獨」的基本格局，不可逆轉的漸漸浮現，意味著台灣只是在恢復自己被壓抑許久的天然本色。
新共同體的存在向來是以舊共同體的瓦解為前提。首先要重新劃清共同體的界線，以鬥爭或清洗的手段在內部進行排異。台灣國族的打造也需要自己的建國神話，神話中的英雄則需要邪惡的敵人來襯托出他與生俱來的武勇，好讓人民心悅誠服的追隨。
而沒有誰比國民黨更能扮演好敵人這個角色了，因為他躊躇顢頇，不知所措。不左不右不統不獨，不夠仁慈也不夠殘忍。他實實在在就是一個打得倒的敵人。百年傳承的中華民族主義隨著國民黨渡海來台，以黨國體制強行移植，事實上並沒有太多的群眾基礎。一旦黨國體制出現鬆動，遭到台灣民族主義的摧枯拉朽只是時間問題。
短短的二、三十年，舊的共同體崩塌，新的共同體崛起，胡志強與他的國民黨同志們瞬間被擠壓到了歷史的對立面，而且幾乎沒有重生的機會。
為了市政，胡志強當然有他的彈性，否則如何在中台灣呼風喚雨？以致於在扁政府時代面對黨內同志對他「表態度不夠」的質疑，還要重申自己的「深藍正藍絕對藍」。然而，他的彈性卻仍難以掩蓋其「深藍正藍絕對藍」的本色，被迫在中華與台灣國族二元對立的結構之中對號入座，成為了排異過程的針對目標。
胡志強或許懂得如何讓人們喜歡他，也懂得如何讓市民對他的政績有感，但面對這個新的國族打造的大勢，他只能說他不知道。崛起於經濟起飛，中華民國前景一片看好的九十年代，他真的不知道為什麼短短二、三十年之間，自己與中華民國突然站在了台灣的對立面。
中華與台灣，是兩套截然分明的民族意識、歷史記憶、情感訴求、國家定位與未來發展方向，你又怎麼能要求一個人同時瞭解兩套彼此互相對立的國族打造呢？這需要多麼高級的擬情能力呀。不只胡志強，在台灣的大部分人也做不到。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像胡志強一樣，願意承認自己的「不知道」。然而，對於對方的民族認同難以產生同理心，不就是台灣藍綠統獨這些政治衝突的根源嗎？
國民黨雖然站在新共同體的對立面，受到鬥爭與清洗的程度並不算嚴重。至少，它還能在民主憲政的體制之下，蒼涼卻不失體面的下台，不必上斷頭臺，也沒被掛路燈。這不只是因為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也因為歷史的偶然：中華民國的實質統治範圍與台灣民族的生活空間在地理疆域上的高度重合。
對胡志強來說，區分中華民國與台灣，並沒有太大的意義。他貢獻大半輩子、至今仍心心念念所要服務的，沒有別的，就是這個位於東亞大陸與西大西洋之間的可愛島嶼。也許因為高度內化的中華民族主義，使他無法體會台灣人民對於建立新共同體的渴望，情感上也無法由衷的把中國與中國人當成敵人，至少他盡心盡力，不曾真正出賣台灣人的利益與尊嚴。
當中共在台灣九二一大地震仍不忘利用政治手段阻礙各國救難隊的救援，並藉此打壓中華民國時，時任外交部長的他嚴正譴責中共「趁火打劫」的暴行：「此種違反國際人道原則的言行，是中共自十年前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後，最不重視人道的表現，不但為我二千二百萬同胞斷然不能接受，相信亦為廣大國際社會成員同感遺憾與不齒。」
在那個比起現在還沒那麼「台灣」，而較為「中華民國」的年代，他有節有度、也有血有肉的表達抗議：「我們絕不歡迎任何附帶政治動機及條件的協助，天災雖然傷害了我們的親人與鄉土，卻不可能動搖我們護衛尊嚴的意志與決心。」我們已經多少年沒有聽到這樣令人不由自主的抬頭挺胸、伸直脊樑的外交辭令了？而此時的他所說的親人與鄉土，除了台灣人與台灣，還有別的嗎？
當天與胡志強同行的，還有駐英代表劉志攻大使。如果不是胡在演講尾聲的主動介紹，沒有太多人會注意到他的存在，展現出事務官的謹守分際。演講之前我坐在座位上等候，劉大使神色謙恭的走過來找我攀談，於是我連忙站起，他則要我坐著就好，我糊裡糊塗的真坐下了，發覺他還是站著跟我說話，正當我坐立難安之際，演講馬上開始了，化解了這場尷尬。這樣的謙恭，代表官員對於自己「公僕」的角色有清楚的認識。相較於一些其他國家官員的習於作威作福，這不能不說是台灣人民的福氣，但卻令我不禁感到心酸。
會後，劉大使主動走向三、四個台灣留學生聊天，沒有一絲的官架子。談的仍是那些對台灣未來的憂心，以及對台灣民眾昧於國際現實的無奈。他也一再重申九二共識是台灣維護主權獨立地位的保護傘。當談到公民提案連署要英國政府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結果被否決時，他說：「誰不知道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呢？但我們不需要明白的一再對外強調，逼其他人不得不表明立場否認台灣的獨立地位，這樣其實對台灣沒有好處。」
他的言詞懇切，精神奕奕的向零星的台灣學生解釋台灣外交部的政策立場，好像還來得及挽回什麼似的。我在旁邊不小心聽到大使夫人跟友人說：「他平常其實很沉默寡言，只有在工作時才那麼有精神。」
身為外交官即代表中華民國的官方立場，同時提到「台灣」與「獨立」，應是個忌諱，但他以為這樣「有彈性」的話語可以贏得「天然獨世代」年輕人的心。我實在不忍心打斷他，只好嘴巴上順著他的話說，心底卻辛酸暗道：「放下吧，不用再說了，都過去了。中華民國的招牌也許還能存在，但已經不是你們的中華民國了。」
身為駐英大使，劉不但在國外代表中華民國，其實他本身也就象徵著中華民國的現狀：孤臣無力可回天。
不管是藍營政治明星胡志強，還是暗暗發光的外交官劉志攻，都是中華民國遺民呀。他們是最後一批舉全黨國之力培養的台灣第一流政治菁英，為了台灣數十載的夙夜匪懈，台灣人仍堅定的選擇了另一批菁英來為民前鋒。可以預見，在政黨交替之際，入主政府的名單中，這兩批人不會有太多交集。
如同那個嬰兒與澡盆裡的髒水的譬喻，曾幾何時，「中華」的符號已逐漸成為一種髒污。他們洗也不是，不洗也不是，掙扎了大半輩子，才發現髒不髒都不重要了。人都已經老了，不管怎樣都會被當成髒水倒掉。
當我找胡合照時，我對他說：「請胡市長要好好保重身體。」「一定一定。」然後拖著腳步，獨自走出會場。一如他2014後瀟灑的走下苦心經營十多年的舞台。
在那個黨國的威權時代，即使有千萬個台灣人認為的不堪，但至少還有胡志強與許多不為人知、默默犧牲的中華民國遺民們，曾在幾個剎那間，成為人們心中的永恆。
他們忠實，他們講究，他們有信仰也有態度。
此致曾為台灣奉獻的中華民國遺民們。
＊作者為英國Essex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