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的發展不連貫，也跟中南部的長期以來議題比較不被看見有關，同時導致招生也比較困難。林飛帆說，剛成立零貳社才十幾個人，後來曾經變成個位數。一直到三一八後，大家才積極參與。「我們處在很多議題都是邊緣的狀態，那種情況底下很難讓人知道原來有一群人在做這件事，尤其早期網路發展沒有很完善。」
零貳社成立時就遇到一種兩難的窘境。當時候的組成結構，跟2008年野草莓的組織很不一樣，過去學生運動要用一人一票的廣場式民主來決定所有事，後來慢慢形成一種反省——一人一票不設邊界，很難有效達到與政府的談判。
「就會看到早上做出的決策，跟晚上來一群人就可以推翻掉。這樣的模式，那時候在運動訴求上是蠻大的失敗，對過去運動的反省，我們開始希望有強而有力的人為運動負責。然而，這也不是所有事情都是我們說了算，而是有比較象徵性的人物，他雖然對外代表運動，但實際上在運動過程中，我們並不是那麼有權力的。
有時候大家做出的決策，我們不是那麼同意的，但我們需要去傳達出來。就像是之前聯席會議，他們寫出一個聲明決議，不管我們同不同意，待會要開一場記者會，我們就要按照會議決議的稿子念——那是一種拉扯，我們希望那個決策是可以跟政府談判的籌碼，但我們也希望有效率，但現實運作上並不如外界的有權力。」
「我認為兩者間得權衡事實上沒有完美的答案」林飛帆說，就像是黃背心運動，是非常鬆散的——他們不相信核心，運動可控性以及跟政府對話其實是相對困難的。但他又可以代表著一種民主——這是一種民主跟效率的兩難，如果想要同時維持運動的民主，需要更民主更廣場式的，但就會失去跟政府博弈的強度。」
出關之後：「後太陽花」面對的是怎麼樣的時代？
如今，那時空條件和背景已經翻轉過來了——「大家開始對民進黨不耐煩，進步的口號沒辦法讓大家引起興趣。大家喜歡看直接的批判、沒有邏輯的跳躍式的口號。」
林飛帆以為，臺灣正走到反建制的強烈反抗，民粹的群眾氛圍對於菁英的領導很是反彈。
「過去這幾年民眾從反國民黨到反民進黨，這個過程中當然有些民粹的因子。雖然很難，但我認為不是不可逆的——它需要一個載體，看接下來這一年或兩年內有沒有一股運動力去扭轉。」
談到2018中國國民黨空前大勝，本土勢力雪崩潰敗，林飛帆深刻的分析，其中之一的關鍵，是進步運動在這幾年有點停滯不前、動員方式已經讓人感到不耐煩，然而，保守勢力成長是非常快速的——反同的組織已經無比的綿密。
「他們已經catch到我們運動的模式。而進步運動者經常有一些道德包袱，例如我們不會在投票所30公尺發公投小抄——這是我們跟保守派的差別。從這個角度看來，保守勢力在運動和技術技巧已經學會我們這套運動策略，甚至更加精進，而進步運動者仍在停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