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希特勒和史達林是同質化的暴君
香港大學教授、荷蘭學者馮客以一人之力完成「中國三部曲」，包括《解放的悲劇：中國革命的歷史》、《毛澤東的饑荒》和《文化大革命》，是對中共政權合法基礎的三次嚴厲批判。馮客指出，中共建政的歷史並非由黃金時代和瘋狂時代構成，貫穿始終的都是獨裁、人禍、專制的歷史。
馮客的《文化大革命》一書獲得極高評價。《華爾街日報》評論説：「對於那些吞下了糖衣毒藥，聲稱當前繁榮的中國值得信任的人而言，馮客教授提供了解毒劑。」《星期日泰晤士報》評論説：「馮客教授掌握了細節，言簡意賅地織出一幅栩栩如生的當代中國掛毯……這本光彩奪目的新書讓我們毫無懷疑，毛澤東幾乎毀滅了中國，而中國最新的獨裁者習近平繼承了毛所遺留下來的偏執狂熱。」美國加州大學歷史學教授華志堅（Jeffrey Wasserstrom）在《金融時報》發表書評認為，馮客的書引導讀者把中國的文革與德國納粹的「大屠殺」和史達林的「古拉格」相提並論。通覽馮客的「中國三部曲」，讀者可以發現，「史達林、希特勒和毛澤東是三個本質相同的暴君」。然而，在中國，毛像仍然懸掛在天安門城樓上；在西方世界，毛仍然是左派人士的偶像，歐巴馬夫人在白宮的聖誕樹上掛上毛像——她絕對不敢掛上希特勒像。
喜歡行走列國秀書單的習近平，其實是「清風不識字，從來不翻書」，否則他不會將大魔頭毛澤東當作生平惟一的偶像。反之，只要是對包括文革浩劫在內的中國當代歷史稍有瞭解的人，都會對暴君毛澤東有基本的認識。在馮客看來，毛澤東發動文革，並非懷有烏托邦理想，而是要奪回實權。要透徹瞭解文革，必須上下追索，方能洞察前因後果。
在一九五零年代後期，史達林去世之後，毛澤東看不起其接班人赫魯曉夫，他相信自己才是全世界社會主義陣營的最高領導人，這是他所追求的歷史定位。為了證明這一點，他在一九五八年發動大躍進，企圖超英趕美並與蘇聯競爭「老大哥」的地位，結果引來一場慘痛的失敗，許多同志和老戰友都認為毛澤東必須負起最大責任，在七千人大會上迫使其交出實權、退居二線。
毛澤東為此憤恨難平，經過幾年思考之後，再度出手。文革是一場源於毛澤東個人積怨憤怒的政治運動，正如馮客所言：「毛澤東著手誘捕其政敵，手法如盜獵者般精準，然而，當他布局完成後，文化大革命於一九六六年夏天爆發，卻從此自行其道：那些意想不到的後果，就連最老練的謀略專家也無法預料。」毛號召年輕人挺身為他戰鬥，肅清潛伏在黨內的「走資派」、「修正主義分子」、「階級敵人」，讓紅衛兵的矛頭指向他想要報復的政敵。毛呼籲全體中國人投身文革，將運動的規模擴大到前所未見的程度，混亂程度幾近內戰。在文革期間，毛澤東如願以償地將劉少奇、鄧小平、陶鑄、賀龍、林彪、陳伯達等文武高官一一拉下馬，但他已經無法駕馭如同脫韁野馬般的文革，他不得不付出自己的偶像破滅的沉重代價，並在憂心忡忡中孤獨地死去——他死後沒多久，他對文革的歷史定位就被全面推翻，他本人也淪為「反革命家屬」、「黑五類分子」。
文化大革命對生命的踐踏和毀滅
文化大革命最恐怖的地方在於對人的生命的漠視、蔑視，它營造出一種不珍惜人的生命的社會氛圍，這種社會氛圍一直影響到今天的中國。在本書中，我首次讀到有關文革期間的流行病、最為致命的腦膜炎的資料。在文革後期出生的我，從小就聽父母講述腦膜炎有多麽可怕，在鄰舍和校園中，也常常見到因患過腦膜炎而殘疾、弱智的同齡的孩子。
本書指出，腦膜炎是天災，更是人禍。一九六六年八月，腦膜炎首度出現在北京，並且在幾個月後達到流行高峰。毛澤東號召青年學生「全國大串聯」，在北京被感染的學生搭火車把腦膜炎帶到鐵路網沿線的大城市，在這些地方演變成流行病。相關單位發出警訊，中央委員會也得到正式通知，卻沒有採取任何預防措施，因為無論什麽都不可以阻礙革命的道路。當時，全國大部分地區都已陷入文化大革命的荼毒中，就連基本的口罩等醫療用品都處於短缺狀態，這也導致許多醫療腦膜炎病患的護士和醫生自己都受到感染。多數醫院連口罩都買不起，更遑論治療腦膜炎所需的藥物。美國願意提供醫療援助，但是傲慢的共產黨政權拒絕接受。一九六七年，治療腦膜炎的藥物過於短缺，中國政府不得不向外國藥廠求助，購買數百噸藥品。到了情況得到控制的時候，已有超過十六萬人因腦膜炎而死亡，留下終身殘疾者更有數百萬人。
官方從未對民眾披露腦膜炎的真相。但很多比我年長一代、參加過串聯的人，都在回憶文章中提及腦膜炎這個當年讓人談虎色變的傳染病。旅居澳大利亞的作家阿森在《十年記憶》中寫道，那時他十一歲，興奮地參加長征：「走到浙江嘉興，去看了‘一大’開會的船，激動的革命小將圍著‘聖船’高呼。可是南湖裡卻不時漂過來一具具屍體。當時嘉興武鬥得很厲害，雙方都把死人往湖裡扔。……長征途中我們遇到了很多的關卡。關卡不是政治性的，而是防止腦膜炎，每個人鼻子裡都灌了許多甜甜的東西，一天要灌好幾回。據說腦膜炎也死了不少人。」
廣東省委辦公廳的一份告急電報顯示：「廣州現已來四十萬革命同學，很快可達六、七十萬，準備達到一百萬。廣州市等於成年人增加一倍。……交通帶來一系列困難，人越積越多，走不了，沒錢，沒糧，沒衣穿；有的住二十多天一個多月，非常著急。疾病——急性腦膜炎、霍亂流行，十一月十三日已經昏倒七、八人。外地蚌埠死十二人。」
更駭人聽聞的是，很多地方非經法庭審判而由「群眾組織」對「反革命」執行死刑，死刑之後又公開演示吃人。本書指出，最黑暗的慘劇發生在廣西武宣。因在大饑荒中偷一袋大米被判刑七年的周石安，剛從勞改營釋放回家，就被「群眾組織」抓捕。他的弟弟周偉安是造反派之一，已被殺害、切塊、分食，頭和一條腿放在市場裡展示。人們宣稱，周石安「是回來報仇的」，於是判處其死刑。「一把五英寸的刀切開他的胸膛。此時他還活著。一名地方領導挖出他的心和肝，其他村民也有樣學樣，把受害者分食到只剩下骨頭。」武宣總共有七十多名受害者被吃下肚。
這種吃人行徑，不是因為饑荒，而是故意吃掉階級敵人，以此製造紅色恐怖的氛圍。這是文革中最黑暗的一頁。當時，分食階級敵人的儀式裡也有階級之分。只有領導人才能享用豬肉和少許香料混在一起的心和肝，而一般村民只能分食受害者的手和腳。幾名教師在一所中學被分屍後，一群人把肉塊裝在袋子裡拿走，袋子還滴著血。學生在臨時以磚塊搭成的爐台上用砂鍋煮肉。監督宰殺過程的學校革委會副主任後來被開除黨籍，但他對自己的行徑相當自豪：「吃人？那可是地主的肉！漢奸的肉！」美國小說家史蒂芬·金筆下有可怕的食人魔王，但食人魔王不可能公開表演吃人；與之相比，毛澤東才是魔王中的魔王，正如歷史學家余英時所説，毛是人類歷史上最壞的壞蛋。
文化大革命對文明的掠奪和破壞
「文化大革命」這個名稱是毛澤東異想天開的發明，這場運動的本質不僅與發展和振興文化無關，反之，它摧殘文化和毀滅文化，誘發和縱容人性中最邪惡的那一部分，讓人與人之間彼此監視、彼此傷害、彼此殺戮。毛就像坐在競技場高處的帝王一樣，以觀看角鬥士彼此廝殺為樂。
馮客在書中寫到紅衛兵的掠奪私人財產行徑：他們在抄家時將主人的錢、珠寶和手錶塞進口袋，並以文化大革命之名公然佔用收音機和腳踏車，學校的宿舍裡一下子氣派起來。葉劍英的女兒葉向真有一次接受訪談時談到一個細節：毛接見紅衛兵，那天安門廣場都是紅衛兵。等到紅衛兵退走以後，清潔工發現廣場上到處是金條。金條來自紅衛兵抄家的收穫：「抄到一些人的家裡頭，知識份子或者過去的一些老的資本家，紅衛兵把這些都搶來。金子沉啊，擺在自己的口袋裡頭，一高興，一擠，一歡呼的時候，金條都從兜裡頭都掉出去了。」針對此一細節，劉曉波指出：「想像一下當年情境：一面是向毛澤東的熱淚盈眶和喊破嗓子的歡呼，是愚昧盲目到喪失理智的狂熱；另一面是擠掉在狂熱人群中的金條，是貪圖抄家金條的陰暗自私，二者在文革對人性邪惡的縱容上有著內在的一致：紅衛兵造反就是以毛澤東旗幟進行的公開搶劫。」
從這個細節中可以看到，紅衛兵造反的原因並非在很多參與者的回憶中被凈化的「純潔青春和理想主義」。可悲的是，由於中共對歷史的掩蓋和扭曲，今天中國大學生中極少數的「有志青年」，批判腐敗的官場、關心工農的命運，卻從毛澤東思想和文革尋求思想資源，以原教旨主義的毛派自居。他們舉起毛澤東像反對毛澤東的繼承人習近平。這些時空錯位的抗爭者應當記取劉曉波的警告：「文革中的人性真相，不能說全無理想主義成分，但也使人的權力欲和破壞欲有了盡情發洩的機會。……‘奪權’會成為文革初期的最著名口號。所以，鄧時代‘一切向錢看’的道德荒蕪化，早已在毛時代的‘一切向權看’的道德沙漠化中完成，拜金主義不過是的拜權主義的變種。毋寧說，廣場上那狂熱的歡呼和散落的金條，就是‘拜權’與‘拜金’的絕妙結合。」
與小打小鬧的紅衛兵相比，真正的大盜是文革小組成員。一如赫爾曼·戈林前往巴黎二十次，從美術館挑選最好的藝術品供其個人珍藏，中共特務頭子康生造訪全國的主要保管中心，累積了大量令人驚歎的藝術收藏。其藏品包括史前甲骨、古董銅器、象牙印章、珍貴畫作，以及超過一萬兩千本善本書籍。一百多名受迫害的學者的收藏品被康生吞併。康生、江青和葉群是頗有眼光的掠奪者，他們曾搬空整整一座倉庫。更多的抄家物品則被丟棄和不當保存，「納粹會珍惜他們沒有燒掉的東西，但紅衛兵就不是這樣了。掠奪而來的物品絕大部分被棄置，任其毀壞」。
由於毛澤東本人對知識分子階層的刻骨仇恨，也由於中共官僚階層故意轉移紅衛兵和造反派的打擊對象，知識分子成為文革中最大的犧牲品。作家、藝術家、教授、教師成為人人皆可羞辱的「牛鬼蛇神」，遠離政治的科技工作者群體也不能倖免於難。
文化大革命中反叛思想的萌芽
此前，關於文革的著作汗牛充棟，馮客的這本書有何特色呢？正如其副題「人民的歷史」所披露的那樣，本書是從中國基層人民的角度，揭露一九六二至一九七六年間，各階層民眾所經驗過的文化大革命真相。本書資料來自數百份檔案庫中的文件，其中大多數是首度被使用，包含紅衛兵受害者的詳細狀況、政治肅清的數據、針對農村情況所做的調查、工廠和作坊的問卷報告、警方的黑市報告，甚至還有村民寫的投訴信，關於文革的回憶錄，自費出版的「自印書」、訪談紀錄等。本書讓讀者看到，在共黨幹部、政府官僚、解放軍和紅衛兵的鬥獸場之外，還有一段真正屬於普通中國人民的文革史。作者用這些真切生動的資料來回答以下問題：中國人民在文革浩劫中究竟遭遇到怎樣的衝擊？他們如何面對毛澤東一人由上而下發起的報復清算運動？如何自保、甚至從中尋求新的生存空間？像遇羅克那樣公然反抗文革的人寥寥無幾，但消極反抗也並非全然無效。
馮客指出，世人通常認為毛時代最後十年裡的幾億中國人都具有相當高的同質性。事實上，他們所做的種種抉擇加總起來，最終將國家推向一個與毛澤東設想中截然不同的方向：他們沒有打擊殘存的資產階級文化，而是推翻了計畫經濟，使黨的意識形態空洞化。出於生存需要，貧困的農民直接拋棄公社模式。「人們養鴨子、養蜜蜂、養魚、燒磚，加工木材，無不以公社的名義進行。」他們恢復自留地，出售農產品，兜售自己的技能，重新辦起私營工廠。「無聲的抗命和層出不窮的花招每天都在上演，人們試圖削弱政府在經濟中的主導地位，用自己的主動性和創造性來取代之。飽經苦難因而堅韌的基層人民逐漸發展出自己的應對方式，從集體組織的桎梏中掙脫出來，一點一滴地將計畫經濟埋入土中，為日後鄧小平的改革開放開啟了一扇大門。」馮客稱之為「第二社會」，後來的「包產到戶」是農民自發的發明，不是鄧小平等務實派掌權後對人民的恩賜。
在馮客稱之為「黑色年代」的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一年間，隨著數百萬原紅衛兵上山下鄉接受農民的「再教育」，同時為在邊境與蘇聯打仗做好準備，文革轉移到了鄉下。馮客把這個階段描述為，經歷了持續不斷的痛苦、饑餓、強姦和虐待。不過，山重水複疑無路之際，反叛思想也開始萌芽。在參加過上山下鄉的青年人中，產生了「覺醒的一代」和「思考的一代」。他們發展出一個豐富多彩的「禁書世界」，以此在貧瘠困苦的農村度熬過漫長夜。一本書擁有最多的讀者，甚至在全國範圍內流傳：知青們閱讀《第三帝國的興亡》，發現其中好些內容都與文革如出一轍；他們閱讀《新階級》，開始對共產主義產生新的批判觀點；他們也閱讀諸如《少女之心》那樣的手抄本「黃色小說」，以滿足青春期的性饑渴。八零年代中國最具思想原創力的知識分子都在這個群體中產生。當時在延安鄉下當知青的習近平，顯然沒有讀過這些書，他在訪問英國時在英國女王面前宣稱少年時代讀過莎士比亞的劇作也是可笑的謊言。
文革以毛澤東肉體的死亡為標誌暫時落幕了，但中國並沒有真正告別文革的暴力與謊言。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