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著一口流利日語的高一生也是部落與外界的稱職中介者，經常成為來台學者田野的得力助手。他曾在一九二七年間，協助俄國語言學者聶夫斯基（N. A.Nevskij）的研究工作，幫助他翻譯、調查特富野的部落語言及口傳文學，最後寫成專書《臺灣鄒族語典》出版。一九四三年，日本民族音樂學者黑澤隆朝來台進行歌謠踏查工作，總督府向各地蕃社駐在所下達指令，協助安排錄音演出人員與曲目。時任達邦駐在所巡查的高一生便在這樣的機緣下，擔任黑澤鄒語歌謠採集的隨行人員，在錄音前用風琴來為族人彩排，並將錄音曲目的鄒語翻譯為日語，妻子湯川春子也在錄音人員之列。
1942年，在日治政府「皇民化運動」的催化下，許多原住民族人帶著滿腔效忠天皇的熱血，加入高砂義勇隊，走上南洋戰爭的沙場。憑藉高一生接受日人教化培植的經歷，和他所掌握的職位，應當在此時擔任鼓勵從軍的角色，然而他卻極力阻止族人參與高砂義勇隊。他十分明瞭，投入戰爭將導致大量族人傷亡，對於原先人口就不多的鄒族而言，必定是一大傷害，更會減緩區域現代化的速度。
妨礙日本徵兵的行為，引發駐在所主管的憤怒。高一生被處罰在青年道場神壇前面壁思過一整夜，可是他心裡惦記著鄒族人的未來，仍深信自己做出正確的決定。無奈僅是日本政府政策執行者的他，無法扭轉政策的走向；每每到高雄軍港領回族人殉難的骨灰，他總無法止住淚水，只能在酒和春子的陪伴下，咀嚼被殖民的苦楚。
高一生雖是一位鄒族人，卻擁有日式的現代思想；雖是部落各個層面的菁英領袖，卻也是日治政府的「理蕃之友」。身為殖民者與部落族人間的橋樑，他的許多決定和作為想必都歷經一番拉扯，沒有能夠以一貫之的解方，而必須在不同路線間擺盪，試圖在時代浪潮中為鄒族人覓得立足之地。他所創作的歌謠或許正是他理想中那方天地的隱喻──以日本風格的現代曲調，吟唱鄒族的文化與根。
＊作者為政大阿拉伯語文學系畢業，高中時加入社團台灣文化隊，現為自由編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