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中閔接任臺大校長的鬧劇，終於在歷時一年後落了幕。這個鬧劇也可說是個悲劇。對照著某些先進國家的大學校長遴選，這次臺大的校長遴選風波，反映的是臺灣社會在政治與教育上的落後。
就我們所知，已往一些先進國家（如英國）的大學校長遴選，在現任校長任期屆滿前一年就已底定。然後在這一年的準備期間，即將接任的校長當選人會有充裕的時間來參訪世界知名大學，並思考自己大學的定位與發展策略。這些先進國家之所以成為先進國家，可以從他們如何治理大學、如何為其底蘊原本就深厚的大學遴選校長，如何慎重其事的為其大學校長當選人提供治理大學的學養略窺一、二。
相較之下，臺灣高等教育中的大學校長遴選及就職準備就顯得草率。從遴選委員會的組成、遴選過程的相關規定（如遴選的保密及不流於黨同伐異）、乃至遴選主辦單位與教育行政主管機關之間的關係，都沒有嚴謹、合理及清楚的規範，遑論對校長當選人的學識養成有什麼具體的構想與作為，彷彿具遴選資格的人只要當選，一上任就自動的能夠具有治理大學所需的見識及知能。無怪乎國內大學校長的表現千奇百怪。有一上任就主動為自己謀利者；有忙碌於結黨及權力分配者；有配合董事會把大學當作是謀利企業的CEO；有把大學當作是教育部下屬單位的技術官僚，因此心甘情願，百依百順的配合教育部，就好像是中小學校長配合地方教育局處般；有毫不自知自己大學的現況而視進入全球數百大為目標的糊塗人，分不清願景與妄想的不同。
現代化的大學原本就不是我們文化中的產物，它是從西方來的舶來品；這就好像五星級的旅館不是我們固有文明中的產物一樣。這個社會裡的人對大學的理想、理念及大學應如何的治理原本就沒有清楚的認知，也似乎不想去認識，很單純的就把大學當作是高中教育的延伸而已。這就難怪我們在大學校長遴選這件事上可以鬧出那麼大的風波，而不自知如此風波的背後，突顯的是孱弱的高等教育與一群不識大體的社會菁英。
痛定思痛，我們似乎可以借著這個悲鬧劇的結束，來思考大學校長的遴選及養成過程。在國內，教育學術界曾經如火如荼的發展所謂的「校長學」，論述一個校長應具備有什麼樣的才能器識及如何地陶成如此的校長。數個設有教育系所的大學也有所謂的校長培育中心。但很可惜的，現有的校長學及校長培育中心，關心的都是中小學校長的養成。究竟一個大學校長應有何種的知能？究竟我們可以從何種途徑聘得或培育具有如此知能的大學校長？這些問題似乎不是我們臺灣教育學術界或高等教育界所關心的事。
在美國，有些機構鑒於科技的發展及社會的變遷，致使大學校長承擔的任務及面對的挑戰愈形艱鉅，於是紛紛開設專門培訓大學校長的課程。這些機構中有名者如「美國教育協會」（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ACE）及哈佛大學。「美國教育協會」規劃的課程（名之為Fellows Program）吸收有志於高等教育領導工作的學員，時間可長達一年；除上課研習外，更安排有大學校長及部會首長級的導師指導，見習與實習也是課程的一部分。在哈佛大學為期一週的研討課程中，參加的學員或者是大學校長的當選人，或者是就任大學校長未滿一年的人；他們研習的內容包括了大學與大學董事會的關係、募款事宜、學術領導、策略規劃及大學校長的公共角色等等；除了相關技能及知識的學習，哈佛大學也希望透過這課程能讓學員結識同道，方便而後經驗及知識的交換。
假如我們知道了體質較為良好的歐美大學在大學校長的遴選及養成上如此的慎重其事，我們怎麼不會為今天臺灣的大學在同樣事情上的輕率態度而擔心憂慮呢？管中閔歷經萬難才得就任臺大校長，在這情況下，我們一則希望他能避免可能會有的忿懥之情，而能以心平氣和的態度來治理臺大，一則也希望在他校長任內能為臺灣的高等教育多盡些心力。國內本來就沒有專門研究高等教育的學術單位，從拔管事件來看，國內大學校長的遴選及養成也都是問題。不知管校長在任內，能否在臺大成立研究高等教育的學術機構，並能以臺大校長應有的高度及一己的切身之痛，致力於大學校長遴選制度的精進及大學校長養成制度的建立。
＊本文原刊《通識在線》，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