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關報導一出，西方媒體派駐莫斯科的記者先生女士們自然是灰頭土臉，但他們的反應絕不是反躬自省、追加報導，而是文過飾非，堅持善盡蘇聯共產黨化妝師的義務，以免連工作都保不住。這批記者之中表現最為惡劣、撻伐仲斯最為賣力的，就是《紐約時報》莫斯科分部主任杜蘭提（Walter Duranty），他前一年才以蘇聯系列報導拿下「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桂冠，在自家報紙大剌剌刊登專文〈俄羅斯人挨餓，但是沒有饑荒〉（RUSSIANS HUNGRY, BUT NOT STARVING），批駁仲斯之餘還冷嘲熱諷。
其實有多項證據顯示，杜蘭提當時就已知道史達林愚蠢偏激的產業政策已經引發浩劫，但他硬是壓下真相，也不敢面對其他記者報導的真相，始終以扮演「史達林辯護者」、「共產黨化妝師」為己任。杜蘭提有些同儕也知事態嚴重，但是堅信為了「更長遠的目標」，短期內的一些犧牲（幾千人？幾萬人？幾十萬人？幾百萬人？）可以容忍。
烏克蘭大饑荒，一場以饑餓進行的種族滅絕
時至今日，「烏克蘭大饑荒」早已是歷史事實，全世界有16個國家認定它是一場種族滅絕（genocide），它甚至有一個讓人聯想起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的專有名詞「Holodomor」，意為「以饑餓進行種族滅絕」。在仲斯深入烏克蘭的前後，1932年至1933年間，烏克蘭400萬人活活餓死，約佔總人口13%。
1990年6月24日，《紐約時報》透過社論譴責杜蘭提自甘墮落為史達林的化妝師與傳聲筒，「做出令本報蒙羞的報導」。多年來一直有新聞界人士要求收回他的普立茲獎，雖然至今尚未如願（主事者堅稱杜蘭提並未「刻意欺瞞」），但他已成為新聞學教科書上絕佳的反面例證──踐踏新聞專業的記者終將踐踏自己。
Doesn’t surprise me. Walter Duranty of the New York Times won a Pulitzer despite him lying to the world by reporting that Stalin’s Holodomor famine in Ukraine was nonexistent. It seems that historical revisionism is perfectly acceptable as long as it’s from a “respected” outlet. https://t.co/G7HhLYSVmI
— Oliver Jia (オリバー・ジア) (@OliverJia1014) May 5, 2020
仲斯，永遠的理想主義者與行動主義者
仲斯沒有來得及拿普立茲獎，甚至沒有來得及看到自己的名聲完全平反。大饑荒報導過後，他再也去不了蘇聯，但理想主義者與行動主義者的本色不改，只是將焦點轉向遠東地區，1934年晚期從英國出發，展開一場「環遊世界發現事實之旅」（Round-the-World Fact-Finding Tour），到日本住了半年，轉往北京，然後與一位德國記者前往日本佔領的滿洲國，遭日軍逮捕，遣返張家口。
兩人半路被一群「強盜」綁架勒贖，德國記者獲釋，但是仲斯在1935年8月12日──也就是他30歲生日前一天──遭到槍決。有證據顯示，這是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KGB的前身）借刀殺人，以懲罰仲斯做了每一位專業新聞工作者都應該做的事──報導事實真相。
在今天這個假新聞橫行、惡紫奪朱的年代；在這個川普（Donald Trump）、習近平、杜特蒂（Rodrigo Duterte）、艾爾多安（R ecep Tayyip Erdoğan ）、穆罕默德（Mohammad bin Salman）們羞辱、壓迫、囚禁、殺害新聞工作者的年代，我們更要呼喚加雷斯．仲斯「雖千萬人吾往矣」記者魂，而且我們一定會得到回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