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的電影分級討論其實也是因應國際間的形勢，戰後一代在歐美社會逐漸成熟，而電影内容也開始為年青一代主導，是以催生不少衝擊傳統家庭倫理以至男女道德關係的影片。眾所周知，美國好莱塢自1930年代在天主教的壓力下，電影製作厲行「海斯守則」(Hays Code) ， 直到1968年 Hays Code 才被美國電影協會 (MPAA) 分級制度取代，而港英政府能夠緊扣國際形勢，在1970年代對電影分級制進行討論，可惜民意歸民意，新的電影分級檢查法令要到了1987年才在殖民地貫徹執行，這又反映出英殖官員的長官意志，在體現新的社會需求和實行新的措施時，就會傾向保守。
作者在本書中充分映從紥實的檔案史料爬梳中，研究者可以如何還原歷史的部分真像，配合有關文化檔案和文本研究，來釐清電影史以至文化史的脈落。作者的研究架構，又可能引領讀者作更多的思考，到底在冷戰思維下的電影文化政治，在冷戰後期及後冷戰時期是否已告一段落? 1981年，台灣導演王童的《假如我是真的》在香港遭到禁映，同年，白景瑞的《皇天后土》只在香港上演一天就馬上被撤下。《假如我是真的》描述文革之後官僚特權、走後門等荒謬情況，該片被香港政府禁映，恐其「可能被用來當作宣傳片」而且「不符合香港利益」。《皇天后土》描寫文革批鬥暴力，影片以包含「政治宣傳」和「破壞與鄰近地區關係」為由而被政府禁映。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筆者最記得的就是兩部台灣的禁片在香港忽然解封，因而趁機可以跟大學同學到影院觀看。兩套原在1981年被禁的台灣反共電影，為何在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不久即批准在香港公映？這還需政府開放更多的機密文件，才可查出真相。此外，本書的研究方法可以作出抛磚引玉的示範效果，特別是當代社會政治文化中，「審查」(censorship) 的意義和機制就更形複雑，已經不限於一時一地的政府長官自上以下的政策所為，在全球化經濟和網絡通訊無遠弗屆的今日，國際大商賈掌控大量的文化資本和網絡訊息及數據等，言論及藝術表達自由同時可以受制於商業利益，大商賈與政府的關係又是千絲萬縷，研究者可能要從政府允許開放的檔案資料外，發掘其他的當代資源，進一步思考文化制約與審查這個歷久常新的命題。
＊本文作者吳國坤為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副教授。本文選自《冷戰光影：地緣政治下的香港電影審查史》（李淑敏著，台灣季風帶出版）推薦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