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toman Sultan Osman II parading with his guards and elite Janissaries
— Matthew Ward (@HistoryNeedsYou) 2014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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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揭露終戰條約
時光輾轉，到了19世紀，現代報業的發展，更讓揭祕者足以星火燎原。而《紐約先驅論壇報》的記者紐金特（John Nugent），或許便可視為新聞界揭秘的先驅。
1848年，紐金特在《紐約先驅報》上提前公布了美墨終戰條約《瓜達盧佩-伊達爾戈條約》（Treaty of Guadalupe Hidalgo）。然而，這次揭秘惹惱了當時的參議員。參議員監禁紐金特將近1個月，試圖逼問出消息來源。儘管背負著龐大的壓力，他仍未供出線人。
獲釋後，紐金特成為《舊金山先驅報》的編輯。
揭秘的過程
紐金特的事件，可以說為揭秘事件定下了基調：揭祕的記者多半會獲得正面肯定，無論是晉升、加薪或者是獲得專業美名。然而，這件事同時也伴隨著啷噹入獄的風險，更是一件耗時費力的工作。
英國薩賽克斯大學（Sussex University）的新聞學講師，前調查記者拉什馬（Paul Lashmar）便描述了這類的揭秘過程。「我們要在酒館裡頭，花許多時間和線人打交道。」拉什馬說道，「他們可能是警察、公務員，或者是公司會計部門的職員。他們會傳給你一個信封袋，這個時刻真是太棒了。」
揭秘形式的演變
然而，拉什馬認為，監視科技的發展，讓這種類型的洩密愈見減少了。畢竟，攜帶手機就有被追蹤的風險，而監視器更可能拍下整個過程。拉什馬也發現，在各種職業的線民中，公務員對於和記者打交道一事特別小心。畢竟，他們的行為可能會因為「言行失檢」而遭到懲處。
監視器的出現不代表揭秘一事便要走入歷史。事實上，事情只不過演變成了另一種形式：以新科技為輔助，一舉洩漏大量資訊。在此之前的洩密案，如揭露美國對越南軍事評估的《五角大樓文件》（Pentagon Papers），必須要一頁一頁地手動影印。然而，現在只需要在滑鼠上點幾下，大量文件便存入了記憶卡中。
大量資訊的洩漏
而針對這種新的揭秘形式，推動資訊公開、處理過多起洩密案的知名記者布魯克（Heather Brooke）認為，這類電子化的大型洩密會持續下去。「保護數位資料很難，攻擊數位資料卻很簡單。」她說道。「在這個時代裡，大家都想要永存資料。而這些資料對於駭客、不滿的員工、想要洩密的人而言，是極具吸引力的。」
誠如布魯克所言，這類電子化的大型洩密不會劃下句點。畢竟，從上述的歷史，我們可以發現，無論是西元前470年的斯巴達祕信，或是2016年的巴拿馬文件，揭秘的形式或許有所改變，然而，真相的力量卻未曾衰減。
Heather Brooke on #transparency calls in the wake of #PanamaPapers. In @FT today. Good read. pic.twitter.com/piFPhWliRq
— Fair Skat (@FairSkat) 2016年4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