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納粹入侵挪威，漢姆生直接為納粹效勞。1943年漢姆生和他的夫人前往德國，獲得戈培爾和希特勒的接見。1945年希特勒自殺後，漢姆生還在挪威報紙上發表訃告，讚揚希特勒是 「第一流的改革人物」，稱自己是「他的後繼者」。
從「挪威魂」到「挪威奸」，曾為挪威創造文化財富的漢姆生，令原來敬仰他的挪威人痛心疾首。如此矛盾反常的現象需要得到解釋，在戰後大半個世紀裡，人們一直在追問其中原因。
由於漢姆生的言行喪失理智近乎瘋狂，人們首先懷疑他的精神狀況。在納粹崛起的三十年代，漢姆生已是七十多歲的耳聾老頭，住在消息閉塞的挪威小鎮，他當時就有一些病態的表現。在1947年受審時，奧斯陸精神病院診斷漢姆生是 「一個精神能力長期被損害的人」。
其次，漢姆生有一位年輕而又虛榮的後妻瑪麗·安德生，這位夫人在漢姆生的投敵事件中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瑪麗原是一個漂亮卻不太走紅的女演員，她利用丈夫耳聾的毛病，做丈夫的發言人，表達她自己親納粹的觀點。為了榮耀，瑪麗拉著丈夫走向世界大舞臺——去德國朝見希特勒。
◎ 在十字路口決定選擇的是思想
文化人的政治立場受身邊女人的影響，這一點同樣適用於瑞典的托格尼。托格尼在哥德堡報社有一位情婦，那是該報董事長阿克塞爾的妻子瑪雅，他們保持了一種開放的情侶關係。瑪雅是一位富有而能幹的猶太女人，她經常參與報紙的編輯事務，竭力支援托尼譴責納粹的寫作。
指責托格尼的人因此說，托格尼的反納粹立場取決於他的猶太情婦瑪雅。這種指責如同把漢姆生的投敵之罪都歸咎于其妻一樣，也是不公平的。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決定一個人選擇的關鍵因素，還是人的觀念和思想基礎。
每個人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由於環境等各種因素，不知不覺地形成思想觀念。例如，漢姆生出身於挪威貧苦家庭，他從小流浪挨餓，因此在文學中描繪無產階級的處境，崇尚急風驟雨式的政治暴力鬥爭。漢姆生還從小受德國文化影響，繼承了尼采的「超人哲學」，崇拜英雄。
金髮碧眼的挪威人和德國人一樣同屬日爾曼民族，在具有種族主義思想的漢姆生看來，只有偉大的日爾曼民族日建立共同體，才能引領全人類擺脫「世界末日」 的厄運，他因此毫不猶豫地投入納粹的懷抱。作為被佔領國家的人，漢姆生認為自己這樣的立場對祖國挪威有利。
而出身于牧師家庭的的托格尼，早在年輕時就繼承了西方的自由主義精神。作為神學自由派，他打破了基督教的保守傳統，轉向世俗的人文主義，提倡進步與改革，重視個人權利與公民自由。以自由主義做思想底色，托格尼視民族主義和納粹主義為不共戴天的對手，誓不與之妥協。
當年，托格尼批判納粹的文章篇篇擲地有聲，在歐洲上空震響。英國BBC經常廣播他的文章，這大大鼓舞了在前線作戰的抵抗戰士。至今一些挪威人、丹麥人還記得，他們當初聽到托格尼文章播音時的激動之情。也有瑞典人回憶自己當年如何用節省下來的零錢，清早就去購買登載托格尼文章的報紙。在那艱難的日子裡，托格尼是「曠野裡的一個孤獨的聲音」。
1945年3月31日，就在希特勒覆滅之前不久，納粹的剋星、68歲的托格尼因病撒手人寰。二戰結束後，瑞典社會才醒悟過來，人們把托格尼譽為「民族英雄」，為他修建了高聳的紀念碑，還有街道和電車以Torgny Segerstedt的名字命名。而挪威的讀者則紛紛跑到書店，以退回漢姆生書籍的做法，表示他們對那位納粹追隨者的鄙棄。
＊作者為旅居瑞典的中國作家。（本文原載香港《爭鳴》雜誌，萬維讀者網瑞典茉莉博客，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