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一種稱為「西班牙流感」( Spanish Flu )的傳染病，在全球大爆發。世界17億人口，有5億人受感染，超過5000萬人死亡。這是全球疾病史中，最悲痛的一頁，也是疾病命名史中，最醜陋的一章。
「西班牙流感」，其實不是源於西班牙。在西班牙發現疫症前兩個月，流感早已在美國蔓延，法國也比西班牙早數星期爆發疫情。
當時，正值世界一次大戰，各國審查媒體，不容有打擊國民士氣的新聞。當作為中立國的西班牙也爆發疫症時，各國便把疾病命名為「西班牙流感」，嘗試把責任推給西班牙，西班牙也只能被動地否認，以當地著名歌劇「那不勒斯士兵」( Naples Soldier )稱呼大流感。可是，後世大多只知道「西班牙流感」，而不知「那不勒斯士兵」。
從「西班牙流感」的例子看到，疾病命名，可以是一個非常政治的過程。人們會為眼前的危機，找代罪羔羊，又或者藉此造成標籤效應。
撇開政治因素，疾病命名也未必經過專業判斷。在一些地區，首先為疾病命名的人，可以是政府官員或者傳媒人，而非疾病學專家。疾病命名有誤，可以威脅公共衛生安全，並帶來重大的經濟損失。
2009年，全球爆發A型H1N1流感，最初這種流感被稱作「豬流感」。埃及以防止豬流感為由，屠宰超過30萬頭豬隻。但是，其實A型H1N1流感是人與人之間傳染的疾病，並沒有充分證據由豬傳人。這次事件，令埃及國內的少數民族科普特人( Coptic Minority )損失慘重。
另一個例子，是愛滋病。在1986年前，它被稱為男同性戀免疫缺乏症( Gay-related Immune Deficiency )，這不單對同性戀者構成極大的標籤效應，也令人低估了不安全性行為的危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