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再說不學文言文就會亡國滅種,呂秋遠打臉:難道主張白話文的胡適在毀滅中華文化?

文言文這種文體,大概從甲骨文就開始。西周時代,貴族使用的文字,就是文言文,當時的口語大概也是如此。春秋戰國時代,各國文字與發音都不相同,比如楚辭,就是楚國(湖南、湖北)的文學作品,他們特別喜歡使用當地的方言:例如發語詞會有「羌」、「蹇」,句子中間或最後喜歡用「兮」,並常以「亂」作為結尾。這跟台南人喜歡用「膩」這個字當作問句收尾是一樣的。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此度?」這是兩千五百年前楚國文學家平常講話的方式,形諸於文字就是這樣。如果現在有個台南詩人,寫下類似的詞句,兩千五百年後的人大概也會覺得很難懂:「我是總統阿舍的後代啊!林北ㄟ死去的老北叫做邱罔市。…如果不肯趁少年時改過,這麼漂丿是有什路用膩?」

春秋戰國時代的文言文,大部分都是當地語言,詩經就是當時各國的詩歌選輯,每個地方的方言、文字,現在看來艱深難懂,但是當時一樣是慣用語言,例如詩經這一篇,來自於鄭國。鄭國人比較直率,詩歌內涵就帶有三字經:「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且,就是男人的生殖器官,詩經裡也是有髒話的。如果台南人的寫法就會是這樣:「你要是想林北,林北就把褲管提起來,度過濁水溪去找你。你要是不想林北,難道林北就找不到人想我嗎?你這個白癡是屌什麼屌?」兩千五百年後的人看到,會不會也覺得「林北」「屌」聽起來好文雅?

漢朝的文言文開始定型,除了承襲春秋戰國時代外,嘴巴上說的跟文字上寫的,已經開始出現差距,到了唐宋時代,問題更多。一般百姓使用的語言,跟官方使用的文言文,有越來越大的隔閡。例如名詞前面會加上「阿」字,名詞後會加上「子」字或者是「兒」字,所以,嘴巴上我們叫人家「阿春」,或是「孩子」,但是文字上則還是維持「莊嚴隆重」的文言文,而隨著時代經過,越來越多文人,想要在文字裡挑戰文言文,使用「文白夾雜」的方式論述。例如用文言文講解佛教故事,一般老百姓應該聽不懂,所以就會有所謂的「變文」。要寫小說,用文言文比較少人看得懂,所以就有三國演義的白話章回小說。

在文言文的演進過程中,即便是正式文書,也開始有方言或是白話文介入。例如「阿堵物」,就是方言裡的「錢」。秦檜回應岳飛的罪名,說「莫須有」,在南宋的方言意思是「恐怕有」「或許有」。歐陽修在《玉樓春》裡提到,「已去少年無計奈,且願芳心長恁在。」詞裡的「恁」字,並不是春秋戰國時代的用字,而是廣東話常用的「咁」字。因此,在我們的國文課本裡的文言文,事實上很多已經融合了各地的方言、不同時代的口語,甚至可以這麼說,如果要學習真正的文言文,就要從春秋戰國時代的《尚書》《易經》《周禮》等古書籍研究,唐朝與宋朝以後的文字「文白夾雜」,充其量只有當時的文人在使用而已。舉例來說,歐陽修的《瀧岡阡表》,這是他對於老爸老媽的回憶,但既然是文人,總得要使用古文才能顯示出學問,可是宋朝人講話,根本就不是這麼一回事,歐陽修只是寫給懂古文的朋友看,至於一般老百姓,受教育的人少,大概也看不懂他在寫什麼東西。

是的。文言文確實是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寶藏,要學習中國官方文學,文言文是必要的工具。然而,要提升文字能力,重點是在於閱讀、思考與邏輯,並非文言文。中國從梁啟超開始,就極力推動白話文運動,反對桐城派獨佔文壇。在大清國末年與民國初年,胡適甚至直接認為,白話文就是文學運動的正宗。他認為,文學是這樣的,「要有話說方才說話;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話。」然而,「毀滅中華文化」這種帽子,可沒有人扣在他身上。

文言文該學,但是留給有興趣的人去學,大概就是跟美國人選修「中古英文選輯」「十日談」「莎士比亞全集」之類的意思一樣。以台灣的教育體制來說,只要考試會考,就算學校不教,以後也會有補習班開設這種課程。所以重點真的不在於文言文要不要減量,而是會不會考。不會考,就算整本國文課本都是柳宗元、蘇軾、歐陽修,學生也只會拿折紙飛機。至於把這個議題當作亡國滅種、去中國化的前兆來論述,真的言過其實,中國的所有官方文書,現在都是白話文,而且主張驅逐文言文的學者,遠從唐朝,近從民國初年,都一直存在著,別想太多了。

兩千五百年後,其實我們說的話,都會是那時候的文言文。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呂秋遠臉書
責任編輯/潘渝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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