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現代做一個書寫者並非易事。藝術資金縮水、記者成群解雇、廣播預算削減，出版界的生態如持續變動的地殼，想單純以書寫維生愈來愈難。
澳洲兩位作者莫爾浩斯（Frank Moorhouse）和艾爾譚（Ben Eltham）先前曾提出他們的觀察：
連在文化政策討論中，藝術家都是明顯被忽略的，更廣泛的經濟或社會政策裡就更別提了。藝術家—文字工作者—雖然從事創造性極高的工作，仍確實是社會勞動力的一部分，而且並非小部分。這樣一批勞動力被忽視得這麼理所當然，其實是件不可思議的事。
大型科技和媒體公司都樂於在沒有付費給作者的情況下，出版作者們生產的內容，但每天接收許多免費內容的讀者卻沒有足夠的付費動機。
讀者沒有付費，出版、稿費收入又少，那麼書寫者都靠什麼過生活呢？
盜獵者、郵局櫃員、政策宣導人...為了維持繼續寫作，作家們所選擇的工作有時超乎常人的想像。
寫（創造性的）廣告文案是少數付薪仍豐的文字工作之一。以《魔鬼詩篇》（The Satanic Verses）引起伊斯蘭宗教界軒然大波、甚至遭到伊朗追殺的魯西迪（Salman Rushdie），就在跨國大公司奧美廣告待過一段不短的時間，舉凡《每日鏡報》或Aero巧克力都曾經過他的筆下。連費茲傑羅都曾在美國著名的大企業Barron Collier寫過洗衣店的廣告。
相對於幾乎與文學作品無關的廣告文案，大部分的作家的工作多少都會反應在他們作品對人物的描寫或對世界的觀點之中。
比如，美國文學巨匠福克納花了一輩子描寫他那「只一張郵票大小」的家鄉，這廣為流傳的精準意象不來自別的，正是因為福克納曾在郵局工作過。
工友和警衛是某些作家的選擇—雖然他們並非多麼熱愛這份工作，但至少是份收入，並且可以將自己隱身在群眾邊緣，自由出入各種場所，觀看人生百態。
史蒂芬．金就曾在高中當過校工，而肯．凱西（Ken Kesey）的《飛越杜鵑窩》（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顯然來自他自己在精神病院的工作經歷。
凱魯亞克（Jack Kerouac）在《在路上》（On The Road）中所寫的就是他和他那一群「垮掉的」朋友，書裡的角色一邊開著車一路打著零工橫跨美國，撿棉花、洗碗、夜班守衛、加油站服務員，其實也是凱魯亞克自己的工作經歷。
傑克．倫敦（Jack London）非常年輕就在海上經歷過浪漫的海盜生活—那是專門覬覦牡蠣的海盜—1890年，他才十四歲，剛脫離還要被稱為童工的年紀便借錢買了一艘船，去偷別人養的牡蠣。船沒幾年就報銷了，他馬上簽約當了捕鯨人，跟著捕鯨船一路航行到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