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終於在2018年6月18日完成新竹縣長的黨內提名程序，九合一選舉最重要的22個直轄市及地方縣市首長選舉，藍綠陣營列陣已定，接下來到11月24日投票日為止，將近半年的時間，台灣各級政府都將陷入幾近「無為」的最低運作狀態。
與此同時，備受台灣各界關注的，與「退伍軍人年金改革」案有關的《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修正草案，也於6月20日在民進黨立法院多數席次優勢下，以逐項表決的方式通過民進黨版的軍人年改方案，終能在7月1日起與去年就已三讀通過的「退休公教人員年金改革」方案同時上路。
有國民黨立委揶揄國防部、退輔會為了讓年改方案能在7月1日上路，「展現了難得的高效率」。然而，若認真檢討，「軍公教年金改革」早在馬英九執政時的2012年10月啟動，歷經5年8個月時間才完成修法。相較於北京整治霧霾、整頓低端人口或是精準扶貧等問題，甚至興建高速鐵路等重大基礎建設等，皆是北京號令一出，各省各地雷厲風行地推動，迅速取得成績。
效率vs共識 見仁見智
台灣的「軍公教年改方案」從立案到修法完成，何談效率。然而，威權體制內「小圈子決策」的「高效率」以及民主體制凝聚社會共識的「缺乏效率」孰優孰劣，卻無法採取如此簡單地二元區分。
中共自從鄧小平落槌決定「對內改革、對外開放」政策以來，歷經40年時間發展，在經濟上取得重大成就，威權體制決策過程的高效率及上令下行，的確是關鍵原因之一。
從表象來看，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國內生產總額（GDP）逐年提高、國民所得也穩定增加，公路、動車、高鐵及各種象徵「進步」的聳天高樓、大型體育館等硬體建設在各地出現；6年來，佔世界經濟比重從11.4%成長到15%，對世界經濟成長貢獻率超過30%等等經濟數據，見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決策、治理似亦有可取之處，吸引許多中外學者投入研究。
不過，不論是早期由研究北京治理模式的美國學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提出的「碎片化威權主義」或是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提出的「韌性威權主義」，或者是中國學者王紹光、樊鵬提出的「共識型決策模式」，或當前流行的新威權主義理論，以這些標準度之，其實仍未脫離「威權主義」制度的本質。
威權制度的優點和它的缺點一樣非常明顯，它專制，卻有令人稱頌的效率，甚至於支撐起「效率」的內在恰恰是因為其「專制」的一面。威權在決策中隱含的最大弊端，不論是「一言堂」或是「共識決策」，其本質就是「一個人或少數人」決定，因為做決定的人數少且同質性高，相較於民主制度，形成決策的速度自然快上許多；此外，在執行方面，威權制度官僚對於「上令下行」，貫徹命令求表現，也是中國大陸許多政策得以高效率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