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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1-SMG0035-快訊小紅條兒

舒緗家觀點:無視「價值」,臺灣遜於國臺辦

作者聲稱,任何正面表現或美化二戰時納粹德國或軍國日本的言論,都屬「價值錯誤」,應該抵制。(資料照,YouTube)

作者聲稱,任何正面表現或美化二戰時納粹德國或軍國日本的言論,都屬「價值錯誤」,應該抵制。(資料照,YouTube)

慈濟大愛電視臺播出的電視連續劇「智子之心」上演不久即下架事件已過去一段時間,應該已無新聞時效。但一方面最近仍有媒體刊登評論文章,說明此事尚有若干新聞熱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雖然臺灣社會對此事件反應強烈,議論很多,但就我在主流媒體讀到的評論而言,卻覺得堪稱「價值正確、視野開闊」的論述很少,乃至讓我至今仍感到有必要來寫幾句。

「智」劇先錯,錯在哪裡?

首先,我認為,我們看待此事,必須先將眼光著落在事件的「起始點/原爆點」之上,即「智」劇本身,看看此劇為何引發爭議,而非其他的衍生效應如對岸國臺辦的「施壓」等。論到「智」劇本身,我認為此劇對二戰時日本的「史觀」與表現手法是「價值錯誤」的,這才是事件的「引爆點」。

日本在二戰中是侵略國,給亞洲諸多周邊國家造成深重災難。當時,西有法西斯主義的德國,東有軍國主義的日本,戰後西方的紐倫堡大審判懲處德國,東方的東京大審判懲處日本,多名戰犯被判死,遭監禁的更多。德、日兩國在二戰中的「價值錯誤」,通過這兩個大審判,已是歷史定論。日本對臺灣的殖民雖遠早於二戰,但1943年11月的「開羅宣言」也已明定日本應將臺灣歸還中國,故日本對臺灣的所謂「日治」,也應否定。因此,任何正面表現或美化二戰時納粹德國或軍國日本的言論,都屬「價值錯誤」,應該抵制。以此史觀,站在臺灣角度,日本的「價值錯誤」至少是雙重的:始於二戰前的殖民、興於二戰中的侵略。

2016年12月23日,新竹光復高中舉辦變裝遊行活動,某班扮演二戰德國的納粹黨和希特勒,結果第二天就引來以色列辦事處的強烈抗議,德國在臺協會也表示難以置信。最後,該校校長引咎辭職,班導師、訓育組長及學務主任被送交教評會議處,後果不可謂不嚴重。「智」劇事件程度不致於此,但在「價值是非」上,兩者性質相近。

「智」劇犯錯,原因何在?

大愛臺為何會犯此錯?我認為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自身原因,是慈濟作為一個慈善機構的處世原則:嚴格的「不介入政治」。這條原則對慈濟並無問題,甚至是一種「智慧」:慈濟在全世界賑災濟貧,經常與各國各級政府部門政府官員打交道,「不介入政治」給慈濟擋掉了無數可能產生於「政治」的麻煩。

但同時,「不介入政治」幾乎必然會變成「不關心政治」,進而「不瞭解政治是非」,最後導致不識「政治大是大非」,失去洞察社會「政治反應」的敏銳。

其實,對絕大多數慈濟人而言,這種「不介入 → 不敏銳」的現象不僅正常,而且基本無礙:他們平時埋頭做慈善公益,清晰明瞭「政治大是大非」並非他們「做慈濟」的必要前提,只要有少數處在關鍵位置的關鍵人物懂得政治是非,具備足夠的政治敏銳,能為這個團體的「政治分寸」把關即可。須知,政治是一種你不惹他,他卻會來找你的事物,躲都躲不掉。這次「智」劇事件,不正凸顯「政治會來找你,不介入政治的機構應有政治分寸把關機制」的道理嗎?

爆出「智」劇事件的第二個原因是社會文化背景,是臺灣社會長期的大是大非觀念扭曲。兩年前的新竹高中模仿希特勒是如此;三年前的全社會反慈濟是如此(甚至把慈濟打成「邪教」!);多年來的由「哈日」、「親日」、「仇中」發展到美化歌頌日本殖民臺灣(比如,要稱「日治」而非「日據」)更是如此。這些「大是大非」的「觀念扭曲」在全社會氾濫,「不關心政治」者尤其易受其影響。在某種程度,「智」劇就是臺灣社會「長年美化歌頌日本殖民臺灣」的產物。

當然,人不免犯錯。我寫文章,也可能會寫出「錯誤觀點」或「不實資訊」而不自知,「誰做事,誰犯錯;做越多,錯越多」是一條普世規律。因此,無論是一個機構,還是一位個人,只要是無心之錯,都不必苛責,重要的是「對事不對人」地建立解決問題的機制,下次不再犯同樣錯誤。眾所周知,慈濟在對岸「耕耘道場」,極為用心,「智」劇的「價值錯誤」卻首先得罪對岸民間(而非官方),不啻是抵消慈濟在對岸「耕耘道場」的用心努力,自己先成為「無心之錯」的受害者。慈濟對此一定非常痛心。

「主流輿論」,一錯再錯

以上是試圖從慈濟角度來看問題,接下來著眼臺灣的一般社會層面。「智」劇事件爆發後,臺灣「主流輿論」的著眼點普遍不在此劇的「價值是非」本身,而是對岸國臺辦的「關切」,認為是國臺辦侵犯了臺灣的「言論自由」。根據以上分析,臺灣的「主流輿論」當然錯了。忽視「智」劇錯誤,不管是因為「無知」,還是故意「無視」(無視 = 包庇),這不但錯,而且是「一錯再錯」: 「智」劇的「美化戰時日本」是「一錯」,臺灣「主流輿論」無視包庇之,是「再錯」。

既然「智」劇先錯了,任何人任何機構,不管是國臺辦還是誰,指出其錯批評之,當然是對的。前文例舉的新竹光復高中模仿德國納粹黨和希特勒,以色列辦事處立即抗議,德國在臺協會也表態反對,為什麼當時臺灣輿論沒有指責以色列和德國的「關切/施壓」?二戰中猶太人是納粹種族滅絕的受害者,以色列抗議當今之世任何美化納粹希特勒的言行,世人都理解;同樣,二戰時中國是日本侵略的重災區,今天大陸方面抗議任何美化日本侵略的言行,也都獲世人理解,難道唯獨臺灣不解?這是臺灣的「雙重標準」嗎?

「言論自由」,不可濫用

再論所謂的「言論自由」。2017年10月,網友「馬克」在臺灣的「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提案「禁止中國五星旗在台灣公開懸掛,展示,陳列出現」,通過連署門檻。法務部隨後的回應是以「捍衛言論自由」為由「不予採納」。這個裁決又引來諸多網友反對,紛紛引用德國立法禁止宣揚納粹為例,指出「言論自由」並非無上限,某些「價值嚴重錯誤」的言論就應取締,沒有「自由」。這說明,面對「中國五星旗」和納粹法西斯,臺灣有很多人知道不可濫用「言論自由」。換到日本的殖民和侵略呢?臺灣主流輿論這次以「捍衛言論自由」為由袒護「智」劇,批評國臺辦,當然也站不住腳。

習近平、毛澤東(美聯社)
習近平、毛澤東(資料照,美聯社)

以上種種,讓我想到一句毛澤東的「名言」: 「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種態度,是全然的「因人而異」,完全無視是非對錯,正如臺灣時常有人批評的「只有立場沒有是非」。這次「智」劇事件中,我看到的臺灣「主流輿論」表現,恰如毛澤東所言,就像是「凡是國臺辦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國臺辦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只以「國臺辦」的「身份」為準繩,沒有「價值判斷」。

「智」劇事件牽涉到對岸,確實變得尤其複雜,但我們還是應在複雜中清醒頭腦,分出是非對錯。我一向反對中共的一黨專政、不認同中共打壓臺灣,也反感大陸的民族主義狂熱網民,認為從國際關係、兩岸關係到內部施政,在「價值」上,中共可謂「非眾是稀」。反諷的是,這一次,我卻不得不承認,在「價值」上,他們才是正確的,臺灣的「主流輿論」反而是錯的。反彈國臺辦,是臺灣方面「一錯再錯」後的「三錯」。信奉「普世價值」民主自由人權的臺灣,何以在這種「大是大非」上會墮落到連專制共產黨都不如的地步?

釐清「價值」,提升文明

本文的核心論點是「價值」。「智」劇事件表明,臺灣社會實在有必要樹立清晰的「價值」概念。要理解,「價值」超越「身份」,「價值」超越臺灣、中國、日本,超越民進黨、共產黨、國民黨、慈濟……,亦即,不論何者,信奉正確「價值」,他的立場就是正確的,如此次事件中的對岸;信奉錯誤「價值」,他的立場就是錯誤的,如模仿納粹希特勒的學校、此次事件中的臺灣「主流輿論」等。反共,不能反到他們的「價值正確」也不承認;挺臺灣,也不能挺到臺灣媒體的「價值錯誤」也要掩蓋。沒有這種「價值超越」的認識,圍繞「智」劇的種種言論都只是無謂喧囂,臺灣白白錯過一次提升「價值政治文明」的機會。

*作者為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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