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業南向發展應要與過去有所不同作為，可通過深入在地社會，產生實質共同體概念，來實現「平行外交」效果。
過去2年以來，台灣的南向因為蔡英文總統的提倡又再次沸沸揚揚，但是要理解台灣南向的戰略性位置，必須從一個長時期、大規模的歷史觀點來考察，才能清楚設定台灣南向政策的發展願景，從而制定階段性策略，以及最終端的具體執行細節。這篇文章就依循這樣的順序來申論金融南向應該具備的時代意義。
日治時期的南向角色
在西方力量對亞洲的一路入侵中，只有日本成功地回應其挑戰，並試圖創造一個以日本帝國為首、邦聯式的大東亞共榮圈來進行黃種人與白種人的對決。正是在這個戰略方向上，1936年日本總督小林躋造發表「皇民化、工業化、南
向基地化」的治台三原則，將原本的「工業日本，農業台灣」進一步轉換成「工業台灣，農業南洋」。
這個戰略性發展定義了此後台灣在東亞世界體系的特殊位置：第一、皇民化把台人置於一個「台裔日人」或「日裔台人」的國族認同形構中，而迴異於以日本為民族敵人的中國民族主義歷史脈絡；第二、工業化讓台灣在東亞的經濟發展位階處於一個半邊陲位置，受帝國核心支配，但同時也向東南亞更邊陲地區汲取經濟剩餘；第三、第一點與第二點共同造就了台灣作為以日本帝國為中心的南向基地，在戰後則轉化為東亞雁行發展秩序的第二梯隊位置。
戰後的雁行政經秩序
1947到1948出現的冷戰對峙定義了美國的東亞政策。日本重建計劃由國內的社會政治改革，轉向區域間的權力平衡，也就是建立起一個足以圍堵共產勢力的資本主義陣營。在一個最理想的狀況下，東亞各國不但要能夠成為自給自足的圍堵陣營，以減輕美國的援助負擔，而且在日後還可以轉化為接受美國投資的國際加工基地。
這個區域分工的經濟發展模型在戰後被日本學者與技術官僚如Ippei Yamazawa、Saburo Okita和 Kojima Kjyoshi宣揚成為一個以比較利益為原則，理性而互惠的東亞區域分工體系。他們綜合赤松要（Akamatsu Kaname）在1930年代晚期提出雁飛行發展模式，以及1966年Raymond Vernon的產品生命週期理論（product life cycle），構築成我們所熟悉的東亞雁飛行區域分工秩序理論（flying geese model）。
在這個「大新月灣（the Great Crescent）」裡，東亞資本主義國家被轉化成「半主權國家」（Semi-Sovereign States），在以美國為首的國際資本主義運作機制下，它們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日漸繁榮，但卻不具有外交與軍事上的獨立地位；雖然處於同一區域，但是缺乏區域內的制度性連結，互相之間的關係主要取決於他們各自的對美關係而來，因此整個區域的發展方向最終是受制於美國的單邊影響力。這也是為何東亞之所以具有開放區域性（open regionality）的根本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