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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1-SMG0035-快訊小紅條兒

中國婦女「頂起半邊天」了沒?難以突破的玻璃天花板:從人大數據看女性從政困境

2018年3月5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全國人大會議開幕式後,穿著各民族服裝的代表們離開會場。(美國之音)

2018年3月5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全國人大會議開幕式後,穿著各民族服裝的代表們離開會場。(美國之音)

「婦女能頂半邊天」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口號,但中國政壇女性的稀少卻與口號不甚符合。歷屆全國人大的數據告訴我們,女代表從未超過四分之一,而且男性比女性更容易連任。

在連任5次及以上的男性代表中,中央、地方和軍隊的領導占到近二分之一,但連任5次及以上的女代表則大多是科教文衛專業人士,文藝界女性尤為突出。

一些研究認為,女性並非天生不善於從政,而是家庭的壓力和社會對女性的輕視讓她們難以在公共領域充分施展才華。

誰能當代表?男女大不同

一年一度的「兩會」日前在北京開幕,這也是89歲的申紀蘭第13次作為人大代表參與中國的立法進程。曾公開表示自己「從來沒有投過反對票」的申紀蘭是中國最廣為人知的女性人大代表之一,也是唯一一位參與過每一屆人大會議的代表。在今年的「兩會」開幕前,中國官媒《人民日報》旗下的三家新媒體還聯合推出了題為《人民代表申紀蘭》的微電影,其中引用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給申紀蘭的題詞「紀蘭精神代代相傳」。申紀蘭是中國當局所樹立的女性人大代表的形象,也影響著公眾對女性人大代表的認知。

然而實際上,申紀蘭無論從個人背景還是從政經歷上而言,在中國的女性人大代表中都是非常特殊的。究竟什麼樣的女性容易當選人大代表?她們佔總代表人數的比例如何?女性和男性誰更容易連選連任?我們分析了第一屆到第十二屆的人大代表數據,從中一探中國女性從政的狀況和麵臨的困境。

首先,男性比女性更容易連任。歷史上除了第二屆和第十屆女性連任的比例超過男性之外(第二屆有女性70%的女性和65%男性連任,另外就是第十屆有36%​​ 的女性和30%的男性連任),其餘每屆男性連任比例均超過女性。

1964年到2013年全國人大代表男女連任情況對比
1964年到2013年全國人大代表男女連任情況對比

在連選連任的人大代表中,男性和女性的職業也有很大不同。

獲選人大代表5次及以上的男性中,有將近48%是國家幹部,由中央領導、地方官員、解放軍軍官和少數民族領袖人物等組成。

當選5次及以上男性人大代表職業分佈
當選5次及以上男性人大代表職業分佈

其中典型的代表包括:內蒙古地區領導人烏蘭夫曾7次當選人大代表,中國建國後首批授銜的上將王震也是7次當選,青海省的藏傳佛教活佛夏茸尕布·洛桑隆仁丹貝嘉措6次當選。多次連任的還有人們更為熟悉的鄧小平、胡錦濤、李長春等國家幹部。

此外,多次連任的男性群體還包括華僑和香港的名人。比如8次當選的蟻美厚和6次當選的鄭耀棠分別是與中共關係密切的泰國華僑和香港政治人物。

相比之下,獲選人大代表5次及以上的女性中,國家幹部的比例較低。除鄧穎超、蔡暢、宋慶齡等中共建政元老在政府擔任過正式職務外,40%的女性代表都是來自科教文衛界的專業人士,其中文藝界更是占到了一半。

當選5次及以上女性人大代表職業分佈
當選5次及以上女性人大代表職業分佈

典型代表包括雜技表演藝術家、9次當選的夏菊花,豫劇表演藝術家、6次當選的常香玉,川劇表演藝術家、6次當選的陳書舫,女高音歌唱家、5次當選的郭蘭英,著名作家、 5次當選的謝冰心等。

當選5次及以上男女代表職業分佈對比
當選5次及以上男女代表職業分佈對比

從12%到22%,然後陷入停滯

共產主義革命主張並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中國性別平等的進程。中共從30年代起就在蘇區鼓勵婦女識字和參加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通過的《婚姻法》就明確寫入男女平等,廢除包辦婚姻。美國歷史學家史景遷在《追尋現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一書中寫道,中國建國兩年以內,政府僱員(包括人大)中的女性比例就從9%躍升到17%。

全國人大的女性代表比例也反映了這種進步。第一屆全國人大女性代表比例為12%,此後逐屆上升,到第四屆達到22.6%。

1954年到2018年女性全國人大代表比例
1954年到2018年女性全國人大代表比例

通常女性地位與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水平呈正相關,而中國女性地位的提高在經歷了一個較為良好的開端后卻陷入了長期的停滯。從人大代表的比例上看,從第五屆(1978年)到第十一屆(2008年),女性代表比例一直保持在21%上下。今年的比例達到歷史最高的24.9%,但仍沒有更大突破。

與此同時,每屆代表中幾乎所有省、市、自治區的女性比例都處在20%上下,似乎成為約定俗成的規定。

在聯合國2015年的世界女性參政統計報告中,中國人大女性比例在各國立法機關中排第54位,中國國務院各部首腦中女性比例為11.5%,列世界第65位。

中國女性參政的前進步伐似乎並沒有追上半個世紀前「婦女能頂半邊天」的口號。這是什麼原因呢?

家庭事業雙重壓力,女性在政壇和職場難進步

歷史學家菲莉絲·安德思(Phyllis Andors)在她的著作《未完成的中國婦女解放》(The Unfinished Liberation of Chinese Women)中寫道,中國的性別平權運動在經歷了一個良好的開端後就陷入了長期的停滯。

安德思認為,共產主義革命給中國帶來了男女平等的開端,但是這種平等是不徹底的,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的共產主義革命沒有改變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和由此帶來的社會分工。

例如,古代中國女性的職責主要是照顧家庭,而共產主義革命後,女性被要求參與勞動的同時仍然被視為照顧家庭(包括贍養父母和照顧孩子)的主力,因此女性面臨著工作和家庭的雙重壓力,而男性則沒有被鼓勵更多地承擔家庭責任。

安德思認為這種不徹底的婦女解放導致中國女性面臨雙重壓力,難以在公共領域充分施展才華,獲得真正的平等。

玻璃天花板:源於生理差異還是社會建構?

2010年到2015年,聯合國婦女署性別平等基金會曾支持中國全國婦聯「推動中國婦女參政項目」,鼓勵農村女性參政,為她們提供領導力培訓等。

根據聯合國婦女署的報告,在該項目的鼓勵和幫助下,山西省村委會女性比例從2008年的8.61%上升到了2014年的25.52%,黑龍江的比例則從2011年的4.05%上升到2014年的25.35%。

數字說明,女性並非沒有參政的意願和能力,但能夠打破玻璃天花板的女性仍然少之又少。中共政治局七名常委均為男性,而二十五人的政治局中也僅有孫春蘭一人是女性。

此外,數據告訴我們政壇女性和其他行業的女性一樣面臨著「玻璃天花板」。從近年人大代表名單來看,大多省市自治區女性代表在20%以上,但在行使人大重要職能的常設機構人大常委會中,女性則少之又少。15位委員長、副委員長和秘書長中,只有嚴雋琪和沈躍躍2名女性。

同樣的,女性在行政機關中也面臨同樣的困境。根據中國婦聯的統計,中國總共有1500多萬女性幹部,佔幹部總數的40%,而到了省部級、廳局級、縣處級等領導崗位,女性則只占到10%左右。

有人把女性的職場困境歸咎於男女的生理差異,認為女性細膩、敏感,但決斷力不足,所以適合初級的工作;而男性更有魄力,適合領導崗位。但許多研究表明,男女的差異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於後天的培養和社會建構。

比如,2014年美國兒科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的一篇論文顯示,父母從新生兒剛剛降生起,與女兒進行的語言交流就比兒子要多。2017年美國艾默里大學的科學家進行的一項研究顯示,父母更多地對女兒哼唱和微笑,這些都影響著男孩和女孩的性格發展。

而當人們認為「女性的性格」本身不利於在職場擔任領導崗位時,往往忽略了這些社會建構的因素。

臉書公司的首席運營官謝麗爾·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她倡導職場性別平等的書《向前一步》(Lean In)中寫道,有能力、有野心的女孩子常會受到周圍的非議,而男生則被鼓勵展示自己的領導力,這使得女孩子在職場上表現得膽怯,影響她們升職的腳步。

中共江蘇省委常委、揚州市委書記王燕文在2008年接受新華社採訪時表示,自信心不強是中國從政女性的普遍弱點。她說:「(女性)在仕途上遇到的挫折可能會比男性更多。」

中國知名招聘網站智聘發布的《2017中國職場女性現狀調查報告》顯示,中國職場感到自信心不足的女性比男性高出8個百分點。

曾代理性別歧視案的資深律師陸妙卿此前對美國之音表示,這種自信心不足是社會對女性的輕視造成的。陸妙卿認為,對女性的刻板印象阻礙了女性在職場上的進步。她也強調,女性在家庭上的壓力也是難以在職場充分施展才華的原因,她說:「職場成功的女性通常都會被問到如何平衡家庭和工作,但是很少有男性會被問到同樣的問題。」

中國女權行動人士鄭楚然(綽號大兔)對美國之音表示,在不公平的制度下,女性是難以自由選擇的。鄭楚然希望中國政府可以出台獎懲措施打破招聘中的性別歧視現象,並且設立更多公共機構緩解育兒的壓力。

鄭楚然表示,由於便宜的公立日託所較少,而男性又較少被要求分擔育兒的責任,如果女性不去照顧家庭,可能會面臨家人的責怪,自己也會內疚。這樣的選擇並非真正的「自由選擇」。

鄭楚然說:「當一個女生選擇放棄事業去結婚或帶孩子,人們會說這是她自己的選擇。但這種「自由選擇論」忽略了在不公平的制度下,她其實並沒有『不做這種選擇』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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