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7日香港深水埗桂林街醫局街交界的公共休憩空間竣工開幕，當帷幕揭開時「新亞舊址」迎面而來，這四個字是國學家饒宗頤（選堂）先生手書，下署「丁亥（2008年）選堂題」。1949年饒宗頤來到香港，一生很少生病的他，卻在此時病倒，因緣際會他受邀到新亞書院教書。
饒宗頤1952－1968年到香港大學任教，1968－1973年獲新加坡大學聘為中文系首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期間曾任美國耶魯大學研究院客座教授，及中研院史語所研究教授。1973年饒宗頤回港，擔任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1978年退休後，至各國周遊講學。
對於香港人來說，饒先生就是香港的「國寶」，他謝世（2018/2/6）的消息傳出，連習近平、李克強都以最高規格來追悼他，港媒還特別推論這是北京有心推動文化復興的訊號；大陸學者同樣也認為這是繼習近平探望儒學大家湯一介（2014年5月，習近平專程探望湯一介，關心了《儒藏》編撰問題，這年9月9日湯先生過世），大陸最高領導人力圖推動傳統文化復興所釋放的又一訊號。
誠然，饒宗頤在國學上的造詣與成就值得後輩的我們推崇，不過，饒先生手書「新亞舊址」，當年篳路藍縷的諸位先賢、先生們，在大動亂中，胼手胝足草創新亞書院，在香江彈丸之地為中華民族留下一點讀書人的命脈，那才是更值得大書特書的新亞人物，特別是錢穆先生與唐君毅先生。
錢先生回顧當年創辦新亞的動機，「…是因為當初從大陸出來，見到許多流亡青年，到處徬徨，走投無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機會到臺灣來；而我覺得自己是從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們失學。……」新亞書院當時除了讓學生就學之外（免費就學的青年占了80%的在校生名額），還設法幫他們解決生活問題。學生之間流傳著這樣一段話，「我們進教室，只可以得半天的安慰；我們進入新亞書院，好像重新得到一個家，整個心靈獲得了寄託和慰藉。」唐先生的《說中華民族的花果飄零》文中提到，「一如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隨風吹散」，是憂慮1949年得大陸天下的中共政權摧殘中華文化，感慨華裔子孫四處飄零。不過，唐先生雖有「花果飄零」之嘆，卻在書中提到「靈根自植」的自期，他和錢先生和新亞諸先生就是用著這樣的「靈根自植」精神落腳在香港英國殖民地—異鄉，苦心孤詣地來作育英才。
新亞急需經費來照顧學生，平時靠著少許捐款，董事們（都是由老師們出任）有著默契，在如此艱困的情況下，經費用在學生身上為第一優先。五年後獲得耶魯大學雅禮協會合作與支援情況才改善。這段期間有一個中國流亡知識分子協會捐了一筆錢，委託香港大學設立一所東方文化研究所，港大力邀錢先生擔任研究員，錢先生卻以要辦新亞為由婉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