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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落不明的征服者:《成吉思汗》選摘(2)

後人替成吉思汗繪製或雕塑了許多人像,卻沒有他生前的個人肖像繪製傳世,成吉思汗也從未讓人替他畫肖像、雕塑人像。(資料照,圖/Erdenebayar@pixabay)

後人替成吉思汗繪製或雕塑了許多人像,卻沒有他生前的個人肖像繪製傳世,成吉思汗也從未讓人替他畫肖像、雕塑人像。(資料照,圖/Erdenebayar@pixabay)

後人替成吉思汗繪製或雕塑了許多人像,卻沒有他生前的個人肖像繪製傳世。成吉思汗從未讓人替他畫肖像、雕塑人像,或將他的名字或肖像刻於硬幣上,作風與史上任何征服者都不同。同時代人對他的描述,全都只能引人入勝而無助於了解真相。近代有首以成吉思汗為主題的蒙古歌,套句該歌歌詞:「我們想像你的容顏,但內心一片空白。」

沒有成吉思汗肖像,沒有蒙古史料,世人只好各隨己意想像他的容貌。他死後五十年,才有人敢畫他的像,然後,每個文化各根據自己的想法呈現他的形象。中國人將他畫成慈祥的老人,一綹鬍子,眼神木然,更像是個心有所思的中國賢者,而不像是勇猛的蒙古戰士。波斯某個微型畫像畫家將他繪成端坐寶座上的土耳其蘇丹。歐洲人將他畫成不折不扣的蠻族,面相兇狠,眼神專注而殘酷,無一處不醜陋。

蒙古人的祕密作風,讓後世有心撰述成吉思汗與其帝國事蹟的史家大為頭疼。傳記作家和史家可資利用的史料少之又少。他們知道蒙古人在哪一年哪一月征服了哪個城市,打了哪場勝仗,但有關他的出身、性格、驅動他南征北討的因素以及生平,存世的可靠史料卻如鳳毛麟角。數百年來流傳著一則未經證實的傳說,指成吉思汗死後不久,他生平各方面的相關資料,就已由他的親信寫在一紙祕密文件裡。中國、波斯學者指稱有這份神祕文件存在,有些學者則宣稱在蒙古帝國的鼎盛之際看過。成吉思汗死後將近百年,波斯史家拉希德丁(Rashid al-Din)稱這份文件是「以蒙古文」所撰寫,「道道地地的編年史」。但他提醒道,該文件放在庫房內受到保護,「不輕易示予外人」。他強調,「那些大概懂得」蒙古文的人,「沒人有機會一睹」。蒙古帝國瓦解後,這份祕密文件似乎銷聲匿跡,久而久之,許多一流學者開始認為從來沒有這份文件,認為那只是有關成吉思汗的諸多傳說之一。

波斯史家拉希德丁(Rashid al-Din)。(取自維基百科)
波斯史家拉希德丁(Rashid al-Din)。(取自維基百科)

不同國家的畫家,各憑想像賦予他不同的形貌,學者亦然。從韓國到亞美尼亞的多國學者,編出有關成吉思汗生平的各種傳說和稀奇古怪的故事。由於欠缺可靠的史料,他們將自己的恐懼和憎惡投射到筆下。千百年來,學者評價亞歷山大、凱撒、查理曼或拿破崙之類人物的歷史功過時,總會拿他們的成就或在歷史上的特殊使命,來和他們所犯下的暴行和侵略相權衡。但碰上成吉思汗和蒙古人,學者就將他們的成就拋諸腦後,而誇大他們所謂的罪行、暴行。成吉思汗成為蠻族的典型,成為殺人如麻的野蠻人、為破壞而破壞、以破壞為樂的無情征服者。成吉思汗、他的蒙古大軍、乃至很大程度上整個亞洲人民,都被當作性格平板的可笑人物,成為化外之民的象徵。

到了十八世紀末期啟蒙時代時,這一駭人形象出現在伏爾泰(Voltaire)的《中國孤兒》(The Orphan of China)。這是一部談成吉思汗征服中國的劇作,劇中說:「人稱他是諸王之王,暴躁易怒的成吉思汗,讓亞洲的良田盡成荒野。」相較於喬叟之稱讚成吉思汗,伏爾泰稱他是「帶來重大破壞的暴君……驕傲的……將諸王脖子踩在腳下」,但「其實和自幼習於武事、以殺人為業的西古提(Scythian)野蠻戰士沒有兩樣」(第一幕第一場)。在伏爾泰筆下,成吉思汗痛恨周遭文明的優越之處,在野蠻人的原始欲念驅策下,姦淫文明社會的女人,摧毀他所無法理解的東西。

世人替成吉思汗所屬的部族取了好幾種名稱,包括韃靼人(Tartar, Tatar)、蒙兀兒人(Mughal, Moghul, Moal)、蒙古人(Mongol),但都帶有令人憎惡的味道。十九世紀科學家為了表示亞洲人和美洲印第安人為劣等民族,將他們歸類為蒙古人種。醫生想說明為何較優越的白人母親會生出智障小孩時,便以其明顯的臉部特徵來歸因於其祖先曾有人遭蒙古戰士強暴,而且不把這樣的智障小孩當作白種人,而當成蒙古人種。家財萬貫的資本家炫耀財富,表現出反民主或反平等主義的觀點時,就遭貶稱為蒙兀兒人(mogul),即波斯人口中的蒙古人。

久而久之,蒙古人成為其他民族歸咎失敗、無能的藉口:俄羅斯科技趕不上西方或軍力趕不上帝制日本時,就稱那是成吉思汗加諸在他們民族的可怕「韃靼枷鎖」所致;波斯落後於鄰國時,稱那是蒙古人摧毀其灌溉體系所致;中國落後於日本和歐洲時,就稱那是蒙古人(元朝)、滿人(清朝)皇帝殘酷剝削、壓迫所致;印度無法抵抗英國殖民時,稱那是蒙兀兒人統治的自私貪婪所致。二十世紀,阿拉伯政治人物甚至信誓旦旦向其支持者說,要不是蒙古人燒掉阿拉伯的雄偉圖書館,夷平阿拉伯城市,穆斯林會比美國人更早發明原子彈。二○○二年美國以炸彈和飛彈將阿富汗的塔里班政權轟下台時,塔里班軍方將美國人的入侵視同蒙古人的入侵,於是屠殺了數千名哈札拉人(Hazara,住在阿富汗已八個世紀的蒙古兵後裔)以為報復。隔年,伊拉克獨裁者海珊,在美軍入侵伊拉克,欲將他拉下台之際,也在對全國人民的演說裡,對蒙古人發出類似的指控。

 

伊拉克前強人總統海珊(美聯社)
伊拉克前強人總統海珊(資料照,美聯社)

成吉思汗的生平,就這樣淹沒在政治人物的大放厥詞、偽科學及學者的憑空想像裡,一時之間,後人似乎無緣得見其真相。他的家鄉和他崛起掌權的所在,在二十世紀共產政權統治下,一直與外界隔離,一如先前幾百年期間蒙古戰士所為,共產政權將該地牢牢封鎖。那份蒙古文原件,也就是所謂的《蒙古祕史》,不只神祕且已消失隱沒在比成吉思汗陵更玄祕莫測的歷史深淵中。

二十世紀時,發生了兩件事,給了世人意想不到的機會,得以解開部分謎團,修正一部分有關成吉思汗的記載。第一件是破譯出古手稿,手稿裡含有珍貴且已佚失的成吉思汗生平史料。在這之前數百年裡,儘管對蒙古人懷著偏見和無知,但一直有學者表示,曾因為偶然的機緣見過傳說中的那份有關成吉思汗生平的蒙古文原稿。這些傳聞,就像有人說親眼見過稀有動物或據認已絕種的珍禽一樣,引來的是懷疑而非學術研究。終於,十九世紀時,北京出現一份以漢字書寫的文獻。學者輕易就可認出文獻中的字,但字本身毫無意義,因為撰寫者取這些漢字的音,來表達十三世紀的蒙古語發音,以譯音方式記錄下這份文獻。學者只能讀懂每一章裡所附的一小段中文摘要;這些摘要對於正文裡的內容,給了引人入勝的提示,但仍是無法理解文獻本身。這份文獻像謎般難解,學者因此稱之為《蒙古祕史》,此名稱一直沿用至今。

二十世紀大部分期間,在蒙古境內,破解《祕史》一直有殺頭的危險。共產當局擔心人民受到這份文獻老舊、不科學、非社會主義觀點的不良影響,不讓人民接觸。但以《祕史》為核心的地下學術運動悄然興起。在乾草原的游牧民族帳篷裡,這份新出土的歷史,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在人與人之間,帳篷與帳篷之間暗地裡流傳。最後,他們有了以蒙古人觀點敘述民族事蹟的歷史。蒙古人遠非只是騷擾周遭先進文明的蠻族。對蒙古游牧民而言,《祕史》所揭露的內容似乎出自成吉思汗本人之口;成吉思汗回到他的子民身邊,帶給他們希望和鼓舞。經過七百多年的沉寂,他們終於能再聽到他的話語。

雖有共產政權以公權力壓迫,蒙古人似乎打定主意,不想再失去這些先人遺言。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去世後,蒙古當局放寬政治活動的限制,一九六一年蒙古進入聯合國。蒙古人一時之間大受鼓舞,覺得可以放手重新探索自己的歷史。一九六二年,蒙古國準備了一系列郵票,打算用以紀念成吉思汗八百年誕辰。蒙古政府第二號領導,鐵木兒—奧其爾(Tomor-ochir),批准在斡難河(Onon River,今鄂嫩河)邊豎立一座混凝土紀念碑,以標明成吉思汗的出生地。他還主辦學術會議,邀請學者評價蒙古帝國的歷史功過。紀念碑上所勾勒的簡略線條和郵票上所印出來的圖案,都是成吉思汗那柄已經遺失的蘇勒德,即他用以征服各地和他靈魂安息之處的那柄馬鬃「靈旗」。

葉若夫,史達林(圖片取自維基百科)
右二為史達林。(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

經過了將近八百年,這個蘇勒德對於蒙古人和他們所征服過之部分人民的人心,仍有非常深刻的意涵;因而,在俄羅斯人眼中,光是將它呈現在郵票上,就是民族主義復活和潛在侵略意圖的表現。蘇聯擔心這個附庸國追求獨立,或者更糟糕的,靠向蒙古鄰國中國(這時中國與蘇聯的關係已由友好轉為敵對),所以蘇聯異常憤怒。蒙古共產當局禁止此套郵票發行,鎮壓學者。當局以鐵木兒.奧其爾表現出共黨官員所謂「試圖將成吉思汗角色理想化的傾向」,犯了叛國罪,而將他革職,流放內地,最後用斧頭將他砍死。肅清黨內異議分子之後,共黨將矛頭指向蒙古學者的著作,將他們扣上反共黨分子、中國間諜、陰謀破壞者或敗類的罪名。當局接著展開反民族主義運動,將考古學家珀利(Kh. Perlee)關入獄中,讓他飽受折磨,原因就只是他身為鐵木兒—奧其爾的老師,以及偷偷研究蒙古帝國的歷史。老師、史學家、藝術家、詩人、歌手,只要和成吉思汗時代的歷史扯上關係,就惹來殺身之禍。蒙古當局祕密處決了其中一些人,其他學者丟了工作,連同家人被趕出家門,承受嚴酷的蒙古氣候。當局還不准他們就醫,許多人被送到國內不同地方,流放到廣闊無垠的蒙古大地上。

在這場整肅運動期間,成吉思汗的「靈旗」徹底消失,有可能遭蘇聯當局摧毀,以示對蒙古人的懲罰。但儘管遭到殘酷壓迫,也或許正因為有這場壓迫,許多蒙古學者仍獨力著手研究《祕史》,他們不顧殺身之禍,只欲如實了解他們民族遭誣蔑、扭曲的過去。

在蒙古以外,許多國家的學者,特別是俄羅斯、德國、法國、匈牙利的學者,致力於破譯這份文獻,將其譯成現代語言。他們無法取用蒙古內部的資源,研究工作極為困難。一九七○年代,在澳洲蒙古語學者羅意果(Igor de Rachewiltz)的細心督導與分析下,曾將其中一章以蒙古語和英語發表。同一期間,美國學者柯立夫(Francis Woodman Cleaves)獨力完成嚴謹而自成一格的譯文,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於一九八二年出版。但要讓這些文獻達到可理解的程度,遠不是只靠破譯密文,翻譯出來就行,就連譯文版都還是難以理解;因為這些東西顯然是寫給蒙古皇室裡特定的一群人看,作者在撰寫時,已假定讀者不僅已深入了解十三世紀蒙古人的文化,也了解蒙古的地理。若不對歷史事件的發生地有詳細而實地的考察,還是難以理解這些手稿的歷史背景和撰寫這部傳記的意義。

第二件大事發生得很突然,就在一九九○年共產政權垮台而蘇聯結束占領蒙古之時。蘇聯撤出軍隊,遣走飛機,撤離坦克,位處亞洲內陸的蒙古世界,終於對外開放。漸漸的,有些人冒險進入那個保護區。蒙古獵人偷溜進去,在滿是獵物的山谷裡盜獵,牧民沿著這地區的邊緣放牧牲畜,偶爾會有冒險家徒步進入。一九九○年代,數支帶著先進科技裝備的外國隊伍,前來尋找成吉思汗和其家人的墳墓;他們發現許多有趣的東西,但最終的目的還是沒有達成。

20180206-《 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造者》立體書封。(時報出版)
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造者》立體書封。(時報出版)

*作者為紐約時報暢銷作家,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人類學博士,蒙古國成吉思汗學院的榮譽人文博士,現任美國明尼蘇達州馬卡勒斯特學院德威特.華勒斯人類學講座教授和成吉思汗學院的榮譽教職。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創造者》(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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