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評:總統的偽善─感嘆分配不利上班族,卻又為股利所得大減稅!

總統一面感嘆分配不利上班族,一面為股利所得大減稅,這算不算偽善呢?(蘇仲泓攝)

總統一面感嘆分配不利上班族,一面為股利所得大減稅,這算不算偽善呢?(蘇仲泓攝)

小英總統在民進黨中常會中,聽到「受僱者報酬下降」,特別表達對低薪問題的關切,還要行政部門要「對症下藥」。但總統似乎毫無知覺、或是無知於其政策正是惡化差距與分配比的首惡。

民進黨中常會邀請國發會副主委邱俊隆報告,在報告中指出,自1990年來,我國企業利潤佔GDP(國內生產毛額)比例不斷拉高,但薪資報酬在GDP的比例,趨勢卻是往下走;邱直言「受僱者沒充分享受到企業獲利的成長果實」。討論時總統還特別hightlight了邱報告中所指「受僱者報酬下降,但企業的利潤增加」兩次,強調「最重要的,是要讓經濟成長的好處嘉惠全體國人」因此指示行政部門針對低薪問題,「務必對症下藥」。

一般在談所得分配差距時,看的是家庭所得;但在談整體經濟果實分配均等與否時,看的是全體產業GDP的分配比重,大致的分配由高到低是:受僱員工報酬(5-6成)、營業盈餘(3成左右)、固定資本消耗(1-2成)、稅淨額(低於1成)。

在民國1990年時,受僱報酬占比大致在50%以上,也就是說經濟果實有一半是由受僱者(就是一般所謂上班族)分享,但之後每況愈下,1990年時有51% ,之後維持幾年在50%以上後即呈下降趨勢,1998年時還有48%,近兩年則降到43%左右;營業盈餘分配比重則由不到3成的29.8%上揚到35%左右。這就是那句「受僱者沒充分享受到企業獲利的成長果實」的由來,總統也對此表示關切。

所謂營業盈餘分配比重上揚,代表的其實就是企業股東拿走更多的經濟成長果實,但總統似乎忘記,她發動的稅改,卻恰恰是幫企業股東大減稅,把股利所得稅改採分離課稅,且稅率由最高的45%(原本稅制是併入綜所稅申報)大幅下降為26%。過去20多年,股東分食的經濟果實比重上升,但至少在課稅時會「吐出來一點」,但蔡英文的稅改是讓股東減稅,而且是所得越高者減稅越多、獲得的稅改利益越高。

因此,當總統聽到GDP分配不利受僱者,而要行政部門「對症下藥」時,是否已經是一種偽善、虛矯?還是總統不了解那個企業「多拿」的比例,大部份就是落入股東口袋?甚或是她對其稅改不甚了了?

其實,台灣受僱者受到此分配降低的影響,可能比數字上減低的比重還嚴重。79年時,受僱者占全部就業者的比重為67.6%,但現在上揚到已近8成了,但能分配到的GDP比重卻降低。也就是說分配比降低的同時分配者又增加,因此每人能分配到的又更少了。

受僱報酬分配比降低,算是這20多年來的全球趨勢,原因之一在全球化後,許多工資低廉的市場加入競爭,這種情況對企業非常有利,如果工資上漲太多,企業就把廠房往工資低處移,勞工的議價能力越來越差;此外,台灣的生產主力變成上市櫃公司,這些公司對股東權益的重視遠高於員工,經濟果實分配給股東者當然就高於給員工。

不過,在大部份國家受僱報酬比例下降時,台灣下降9百分點左右是高於其它國家;以絕對數字而言,台灣的43%也是偏低;相較之下,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國家平均仍在60%以上,美國、日本也在50%以上;較悲慘的是韓國只比台灣略高1-2個百分點而已。

蔡英文在就職演講時,承諾要幫年輕人加薪,惟1年多來成效不彰,2016年實質經常性薪資成長率零、去年預估應是在1%左右的成長,但還是不如17年前的實質薪資;年底記者會中,小英總統再提出解決低薪問題政策,其中包括「基本工資調整不會停止」,不過,從過去的數據來看,基本工資調高對解決低薪問題幫助極微─過去十多年,基本工資持續上調,但台灣低薪問題依然如故。

真正要解決低薪困境、拉高薪資的唯一正途,其實還是增加民間投資、創造更多就機會;千禧年前、台灣尚未陷入低薪困境時,薪資的成長就是靠良好的經濟表現、較高的投資拉動,在那個薪資調升「正常化」的年代,基本工資增長有限、甚至低於整體薪資成長。

因此,蔡政府要挽救低薪,就該多努力在增加民間投資上;特別是相較過往,曾經「拉住」台灣薪資往上揚最重要的力量:中國的薪資水準,沿海或一線城市的許多專業、中高階工作,薪資水準己超越台灣。只要蔡政府改善投資環境、多吸引一些民間投資,薪資水準較過去更有機會往上調。要藉基本工資上調改善低薪問題,希望小而效果低,不必寄望過高。

至於一邊幫大股東大減股利所得稅,一邊感嘆「受僱者報酬下降但企業利潤增加」的偽善,就免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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