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右翼人士，以及贊同他們看法的人眼中，都認為東京審判是一場「戰勝者對戰敗者的審判」，沒有公理與正義可言，更有人進一步認為這是剝奪了日本的民族靈魂、扭曲了日本歷史。
而隨著戰敗與佔領，同時來到的還有改革過後、高舉和平旗幟的現今日本國憲法（特別是核心：憲法第九條），也如同戰後歷史教科書一樣，被認為是美國「強加」給日本人的「髒東西」，企望「修憲」來「撥亂反正」。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今年五月宣布朝修憲邁進，在十月眾議院大選由自民黨大獲全勝後，成為可能。
然而，真的如同他們所說的這樣嗎？「和平憲法」真的是戰後橫空出世、美國「強加」給日本的產物嗎？這個問題，在我讀完這本《憲法九條：非戰思想的水脈與脆弱的和平》後，我會回答：「不，這個想法錯了。」
為什麼呢？讓我們一起進入這本書，來理解這部憲法及其爭議的起源，我想，或許你就會理解，為什麼我會這麼說。
和平憲法的制定
就像上面所說的，有人認為戰後憲法是「強加」，而日本「屈辱地被迫接受」。然而，是這樣嗎？
日本當今的憲法，雖然來自於戰敗後日本遭到盟軍佔領，受到GHQ（駐日盟軍總司令部）的推動下而誕生。但是盟軍受到許多國際法上的約束，並不能直接插手日本憲法的寫作，只能透過給予原則上的建議，以及逐條討論來協助「修改」。說是修改，乃是因為他們並不想直接強制給予日本一部新的憲法，因此透過修改戰前大日本帝國憲法的方式進行。而且，最終必須交由民選議會投票決定，使之具有民意正當性。
過程中，盟軍雖然給予進行原則指導與逐條建議，但是建立一部和平憲法，卻是由幣原喜重郎首相率先向麥克阿瑟提出，當下使麥克阿瑟吃了一驚。同時，在戰犯中、在交涉的日本事務官員中，許多也表現出相當類似的立場。這部兼具「放棄戰爭、撤廢軍備；國際主義；國民主權；和平的生存權；非戰」五大特色，以及「和平主義」、「國際主義」與「個人權利」三大原則為一體的戰後和平憲法，即在這個情況下誕生。
這或許使人驚訝，因為與我們印象中，高喊奮戰到底、一億總玉碎的戰前日本形象，與美國強迫日本低頭接受這部使日本成為「不正常國家」的和平憲法的看法，存在過大的落差。但是，這確實是當時的景象。這又是為什麼呢？
「非戰、和平思想」的思想史
對於戰後人們的行為，作者山室信一追溯至戰前的歷史，指出日本從明治維新前後，由於與歐美國家廣泛接觸，透過吸收、參與歐美所萌生的非戰、和平思想以及相關的運動，產生了屬於日本本土的非戰和平思想，而戰後修訂的憲法（特別是第九條），正是經歷長久的努力後，非戰、和平思想「制度化」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