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的國文課綱爭端之中，有一種意見認為，文言、白話的形式之爭並非首要，講國族認同也不可能壓服異己，我們還是應該回來講求人與人之間的「同情共感」──瞭解他人、表達自己，兼具理性與感性的溝通，這是語言和文學的核心價值。如果做不到這點，便很難讓學生真正引發興趣，任何教育理論與意識型態也就都不免落空。
我贊同，這是亟需重視的一點，並且應該要比任何功能都來得優先，因為它直接聯繫著人的性命。事實上，這也是古人最重視的，所謂「知人論世」、「以意逆志」（「逆」除了反逆，也有迎、近的意思，這裡說的就是要逆推其志），這兩項工夫做到深，也就可以達到今人所謂的「同情共感」。
那為什麼現代的中學國文課很少有做到呢？原因很多，每個上過學的人都可以講幾句，每個老師也都可以列出許多現實上的難處，學者更可以整合出一套套的分析。然而怎樣才能改善？這就需要長期的實驗，不能隨意空想了。或者我們可以換一個比較容易回答的問題：我是怎麼做到在古文的閱讀中達成「同情共感」的？
時值鬼月，又聞日前有人認為選唐宋八大家是「造神」，這便來復習一下《古文觀止》所選錄的韓愈〈柳子厚墓誌銘〉。
先賣個關子：這次重讀，給了我很大的震動。
柳子厚墓誌銘
首先要瞭解一下墓誌銘這種文體。作為對一個人在家、國、天下中的一生的蓋棺定論，它是極具份量的，所以一般都會用最莊重的態度去期望它，如果能請到名家來給自家先人作傳題銘，那更是極有面子的事。因此，這是古代文人的一大市場所在，富貴人家給得起的價碼往往相當可觀，而也就催生了作偽、虛華的文風，不滿者便將那各種誇大其詞、歌功頌德、給死者貼金的慣習譏為「諛墓」。
就我們所知，韓愈的中心思想，是反對虛華，提倡學習尚未被太多矯飾污染的古代文章，以返樸歸真。如此說來，他對「諛墓」的風氣，應該是極為鄙視的吧？而特別為柳宗元出手，才更顯出兩人的情誼和柳宗元的偉大吧？答案：──錯。
史傳記載，韓愈正是作墓誌銘的高手，而且經常接單，收入豐厚，同時他也是一個受不得窮的人，甚至有記載（作者：李商隱）說「諛墓」這個詞就是韓愈的朋友劉叉說出來的，他爭辯爭不過人，「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一把抓了人家幾斤的稿費就走，雖不知是黃金還是銅錢，總是不少。自當時到後世，學者雖推崇韓愈的文章，但對他的「諛墓」就比較保留，顧炎武甚至說：如果他只有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為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