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又天專欄:韓愈對亡友的同情共感-讀〈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與柳宗元都是那個時代推動「古文」運動的大家。

韓愈與柳宗元都是那個時代推動「古文」運動的大家。

在近日的國文課綱爭端之中,有一種意見認為,文言、白話的形式之爭並非首要,講國族認同也不可能壓服異己,我們還是應該回來講求人與人之間的「同情共感」──瞭解他人、表達自己,兼具理性與感性的溝通,這是語言和文學的核心價值。如果做不到這點,便很難讓學生真正引發興趣,任何教育理論與意識型態也就都不免落空。

我贊同,這是亟需重視的一點,並且應該要比任何功能都來得優先,因為它直接聯繫著人的性命。事實上,這也是古人最重視的,所謂「知人論世」、「以意逆志」(「逆」除了反逆,也有迎、近的意思,這裡說的就是要逆推其志),這兩項工夫做到深,也就可以達到今人所謂的「同情共感」。

那為什麼現代的中學國文課很少有做到呢?原因很多,每個上過學的人都可以講幾句,每個老師也都可以列出許多現實上的難處,學者更可以整合出一套套的分析。然而怎樣才能改善?這就需要長期的實驗,不能隨意空想了。或者我們可以換一個比較容易回答的問題:我是怎麼做到在古文的閱讀中達成「同情共感」的?

時值鬼月,又聞日前有人認為選唐宋八大家是「造神」,這便來復習一下《古文觀止》所選錄的韓愈〈柳子厚墓誌銘〉。

先賣個關子:這次重讀,給了我很大的震動。

世文觀止
世文觀止

柳子厚墓誌銘

首先要瞭解一下墓誌銘這種文體。作為對一個人在家、國、天下中的一生的蓋棺定論,它是極具份量的,所以一般都會用最莊重的態度去期望它,如果能請到名家來給自家先人作傳題銘,那更是極有面子的事。因此,這是古代文人的一大市場所在,富貴人家給得起的價碼往往相當可觀,而也就催生了作偽、虛華的文風,不滿者便將那各種誇大其詞、歌功頌德、給死者貼金的慣習譏為「諛墓」。

就我們所知,韓愈的中心思想,是反對虛華,提倡學習尚未被太多矯飾污染的古代文章,以返樸歸真。如此說來,他對「諛墓」的風氣,應該是極為鄙視的吧?而特別為柳宗元出手,才更顯出兩人的情誼和柳宗元的偉大吧?答案:──錯。

史傳記載,韓愈正是作墓誌銘的高手,而且經常接單,收入豐厚,同時他也是一個受不得窮的人,甚至有記載(作者:李商隱)說「諛墓」這個詞就是韓愈的朋友劉叉說出來的,他爭辯爭不過人,「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一把抓了人家幾斤的稿費就走,雖不知是黃金還是銅錢,總是不少。自當時到後世,學者雖推崇韓愈的文章,但對他的「諛墓」就比較保留,顧炎武甚至說:如果他只有作《原道》、《原毀》、《爭臣論》、《平淮西碑》、《張中丞傳後序》諸篇,「而一切銘狀概為謝絕,則誠近代之泰山北斗矣。」

現代的價值觀卻沒有那麼鄙夷商業,可能有人反因為知道了韓愈能用這種文章賺超多稿費,而去找他的文集來啃了。他的文集很好找,這裡就有: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韓愈集》,免費。

不論你想讚還是想黑韓愈,我們首先要想到:他的墓誌銘那麼有名,必有其不同凡響之處,何況能出得起高價聘請他的豪門貴族,文學鑑賞力也不會低到哪裡去。再從「古文運動」上面來想:你在應該平實敘事的筆記、散文、策論中用回質樸的寫法不難,但在詩賦、碑銘等高度講求形式的文體中,是否也能貫徹古文的精神?這就比較難,而韓愈做到了。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

開篇追溯家史,就著重突出了各種政治受難的事蹟,而且還寫「不能媚權貴」,不是「不媚權貴」,一個「能」字既表彰了柳家先人的剛直性格,也暗示了彼時政壇風氣之壞,更隱含了作者韓愈的心有戚戚焉。又一句「所與遊皆當世名人」,便是把名譽與正氣都歸到這個「同溫層」之中。

如果考究起來,把那些「當世名人」的事蹟一個個考察過去(應該也有沒在史上留名的,但那樣就可以不算名人了),應該也是可以發現一些問題,讓想要罵「造神」的今人多出一些材料的,然而不需要材料,想罵的人也可以一句「互相吹捧」蓋下去就了帳。但如果只這樣看的話,你就是用輕賤的態度來看待他人的生命,也就不用講什麼「同情共感」了。

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俊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

狀其天資聰穎、少年得志,特別是「踔厲風發」,看起來就是比白話的「走路有風」更威風,但前面又有一個「俊傑廉悍」,以「廉」對「悍」表現出一個嚴謹又積極的形象,來呈現:他不是自大狂,而是為著道義來議論。

這樣的人,我們在這幾十年來的大學校園以及「進步知識份子」群體裡,應該也是可以看到一些的。然而剛銳易折,你在言論戰場上儘可以大殺四方,但真要做官做事的時候,人家會不會找你,你又能做多好?出去做別的事,又能否放下身段?

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閒,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氾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間。

然後是受挫的貶官階段。「未至」是「還未到任」就又依例被繼續貶下去,不是因為他違命不到任才被貶。在官場失意,便在文學和山水中繼續砥礪自我。

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侔,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皆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

當然也有政績,先是實實在在對貧苦百姓好的政績,後是指導士子,經他指導過的考生,所寫的文章「悉有法度可觀」──這是一句平淡中見精彩的贊詞。不可能每個都是天才,只講有多少人成功也不能彰顯柳宗元做老師的能為,但說這些人寫文章都能寫到「有法度」,這就表示,柳宗元教的是方法與心法,得其法者,即能得體。這樣,他的政績能成為可推廣、延續的制度(至於有沒有人亡政息則不在這裡說),他的文章也是可以學得來的,這便論定了他對眾人的貢獻。

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揹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寫柳宗元不畏獲罪為朋友說話的義舉,然後「嗚呼!士窮乃見節義……」開始罵現在的小人。這是很反常的。

一般作墓誌銘,不適合發這種個人情緒強烈的社論,韓愈不可能不知道這點,但他在這裡任性了。這自然是因為,韓愈也有被排擠陷害的經歷。於是他在這裡不只是「同情」了,他直接「共感」,與傳主站到一起去了;我們熟悉的成語「落井下石」就是從這裡出來的。然而罵人不能罵太久,還須言歸正傳;韓愈收束這段怨憤的方法,是說:這樣的小人,如果聽說了子厚的風節,也應該要有點慚愧吧。寫「可以」而不寫「亦應少愧」,是因為對小人本無須抱有期望,但我還是退一步把這個比較像人的選項列出來,這便能使這段譴責在語氣上更加冷峻,又得回了一點餘裕。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籍,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輓,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筆鋒轉回傳主,從性格來討論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際遇,大抵就是因為自信與自尊心太強,不計得失,於是成了孤鳥。如果子厚能改掉這樣的性格,妥協一點,與眾人同流一下,或能順遂許多吧?──其實,查證一下,柳宗元後半生還真的向大佬寫過求情的信,結果沒用。韓愈自然不能明寫出這種不光彩的事,畢竟碑銘要隱惡揚善。然後,又把文學成就與官場成就對舉出來,選哪個好呢?「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韓愈沒有直接回答,而是把一個「辨」字交給了我們。

但其實,我覺得韓愈這裡說的是反話:他自己是「不能辨之」的。我們拿一套價值觀來說哪個好或者都不夠好,很容易;但若你真有類似的性格、經歷,體驗過這樣的抉擇及其後果,又或者有過一些悔恨,而更能與他們「共感」,那麼,大概就很難為言了。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概,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慎,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

最後是必要的流水帳,講述他的卒年、家人,表彰為柳宗元盡心盡力的友人裴行立,還有不離不棄直至身後的表弟盧遵,其讚語也恰到好處,不至令人不安──「庶幾有始終者」,換句話說是「可謂有始有終」,但「庶幾有始終者」的語氣就較為謙卑,不會像是一副高高在上裁判的樣子說人家「還不錯」。這是對待他人生命之時,自然且必要的保留與敬重。

最後的最後,要題銘了。對這樣重要的一位友人,以及提倡古文的同道,韓愈會給出什麼特別的墓誌銘?翻頁看下去──

「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我動容了。這真的震到我了。

一般的題銘,包括韓愈幫別人寫的墓誌銘,都講究工工整整,用《詩經》雅頌的四言句式,誇飾出莊嚴高貴的樣子,例如〈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於秦。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齊。既明且慎,終老無隳。魯陵之岡,蔡河在側。泣菩□櫻,思顯勛績。斫石於此,式垂後嗣。」即便是愛好古文的我,看到這種方塊文章,也經常是一眼掃過去就不想看了。當事人最花心力的所在,變成後人覺得最無聊的所在,這不只是文言文的悲哀,也是整個文明的悲哀。然而這裡,此道的高手韓愈,完全拋開了那一套,回到了最平實的話語:

這是子厚的房間,也堅固,也安穩,希望這對他的後人有好處。

沒有什麼道理,也不講什麼榮譽了,就是送別、安慰、希望他的後人過得好。

我們可以理性地從背景來分析這寫法的高明之處:首先,柳宗元是大名士,就不用像一般富貴人家一樣還需要用碑銘來拉抬名氣,而更適合用平實的文字來表示情誼就好,也可以省去易引爭議的陳述和褒貶問題;更大的名人如武則天,就更是以一座「無字碑」概括了怎麼說都說不好的一生。再來,從文學主張上,也可以說韓愈在這裡體現了他和柳宗元共同的信念。又或者從本文來看,前面的序文鋪陳出了傳主閃耀又帶有遺憾的一生,至此以極普通的話語結束,便如〈清室退位詔書〉以一句「豈不懿歟」作結,更在體面中留下了無盡的餘韻。

但與其這麼講,不如直說我的感覺:他真是覺得沒有更好的寫法了。

韓愈和柳宗元一樣,有才學、有大志,在文學和政治上都投身過改革而獲罪;他們並不是神話中無私奉獻又淡泊名利的聖人,他們的自我意識都非常強烈,原是超級在乎別人的肯定的,也在乎生活享受,但衝太兇了,被排擠,不得已,退而寄託情志於文學和山水之中,作別於主流而保有自尊,如我高中同學豬頭(現在是律師)大學時代就自稱「我排擠全班」。如果你後來發達了,或是心底真的不發達也OK,那也罷了,但韓、柳都是不甘心的。

他們的輕狂有所收斂,但總是不甘心。他們熟讀經典,不用別人輔導,自己就可以從中得到有助於心理平衡的教訓,但還是不甘心。於是韓愈在這篇文章中任性地斥責小人了;冷靜下來,筆觸還是應該回歸到中正平和,但心底的千種辛酸又該怎麼辦?不能怎麼辦,惟有入土為安。

就在這沉鬱的跌宕起伏中,忘卻蒼茫,聚焦到最後的一塊地方吧:「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這便是韓愈對亡友柳宗元的「同情共感」了。

韓愈為柳宗元寫墓誌銘。
韓愈為柳宗元寫墓誌銘。

如果挑剔細究起來,「同情共感」並不是一個很值得提倡的詞,它犯了「合掌」:「同情」和「共感」意思太近了,頂多說「共感」是更深入、更貼近一些的同情。而「知人論世」、「以意逆志」都有層次,前半是第一階段,後半是第二階段,是有進展的。而且,如果你「同情共感」的對象是執念深重,而心理有所狂亂、舉措未免失當的人,我們是不是也要陷進去呢?進去後又要怎麼出來?

若要想一個比「同情共感」更中道的詞,我想到的是「通情達理」:從體會進展到理解,乃至於能夠作出理論,這樣,除了有進境,也能保持一些距離,不至人云亦云、人錯亦錯、人狂亦狂。不過「通情達理」這詞在口語上用得太通泛了,眾人或習焉而不察其妙,所以今人造一個新的四字語出來,也是可以的。

──然而人性大抵是不會滿足於理性中道的。「同情共感」一詞,近日由於小說《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的編輯問題,而在一些關心藝文、性別、社會心理議題的朋友間流行開來;大家不是不知道,進去和當事人站在一起,容易出問題;但若「理性中道」無濟於事,甚且會引發「站著說話不腰疼」的譏評和「我不應該高高在上評判別人」(I shouldn’t be judging people)的罪惡感、歉疚感,那麼──跟著人家一起走到底,功罪一任後人論,或許才是更讓人心安的選項。

「唐宋八大家」是明朝出現的名目,明代君權集中,自太祖朱元璋開始就有意識地鄙抑、折辱文人,但另一方面他也關注百姓福祉,且未脫江湖習氣地崇尚有氣節的硬漢,於是文壇、政壇也益發崇尚硬氣,來和愈來愈腐敗的現實對抗,以維繫士林的尊嚴──或曰「讀書人同溫層的自我感覺」。而他們選出來的「唐宋八大家」,除了蘇轍、曾鞏比較低調平穩,全都是「踔厲風發」,大手筆寫大文章、大踏步作大改革的神人、猛人。

與這樣的神人「同情共感」,自然是極為過癮之事,就像現代的左翼知識份子,也會推崇革命英雄與精神導師,而放過其在史實上不那麼完美的地方,進而造成一種「正義」的氛圍,來要求政府、學者與大眾聽從他們。不以為然者,即可由此來拆左派的台;那位說「唐宋八大家」是「造神」的同學,雖然大概也沒真讀過幾篇古文,但他其實剛好講對了,古人確實是藉由標舉這些典範,來讓讀書人有理由去管天下事,乃至管到你身上。

如果他們管錯了,你可以拆台,有識者再怎麼不甘願,最終也得接受;或者你單純不爽被人家管,你也可以拆台,這在當下俗流的後現代思想中,是「反霸權」和伸張多元主義的表現──或者簡單講說是有利於反國民黨、去中國化、破舊立新,就可以鞏固群眾基礎了。

而這,恰恰就體現了「同情共感」的好處與壞處:它可以讓群體內部的認同更加牢固,也會讓人更加堅持信念與情感,而無法與異己溝通,或接受複雜而令人難堪的現實。

韓愈、柳宗元和千古文人士大夫的悲劇,正是在這個「同情共感」,而且它今天還遠遠未完。我們現在同樣處於內憂外患,且在黨爭之外,更有文明路線的大爭;此時來重讀古文,便不宜簡單地站隊,一意說古人的好處來與反對者對抗,近代史已經證明那終究是要落空的。我們需要的是真正吃透古人的心思、技藝與功績,然後可以一面保有著溫清與敬意,一面勉力除去那曾經的、仍然的、盲目擁護和盲目反對的執迷,讓我們在文學與政治上都能更加清明一點地走下去。

*作者台北人,台灣大學歷史系學士,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近現代史碩士,香港浸會大學人文與創作系博士候選人;作家、歷史研究者、也是漫畫工作者。2013年創辦「恆萃工坊」,目前的產品有《易經紙牌》和《東方文化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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