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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31-SMG0035-快訊小紅條兒

花亦芬專文:處理婦聯會,先從「機構民主轉型」做起

辜年事已高的辜嚴倬雲該如何為黨國體制下蔣宋美齡主持的婦聯會扛起轉型正義之責?(中評社)

辜年事已高的辜嚴倬雲該如何為黨國體制下蔣宋美齡主持的婦聯會扛起轉型正義之責?(中評社)

內政部最近宣布婦聯會將轉型成社福基金會,原有資產八成回歸國庫,對此協商結果,社會反應不一。持正面肯定者,認為政府真正「贏得裡子」,以高度政治智慧處理了幾十年來沒人敢碰的燙手山芋,而且還可避免走上漫長、但最後不一定有效的法律訴訟之路。 持負面看法者,則認為勞軍捐流向沒有交代清楚,內政部對婦聯會放水,形同轉型正義只做半套。

面對這些爭議,如果能先瞭解公部門目前究竟是在何種狀況下處理「轉型正義」問題,應該有助於大家進一步思考,現階段對婦聯會做出這樣的處置,是否妥適?未來又該如何做?

整體來說,如果要從司法面談「轉型正義」究竟能處理到何種地步,基本上要先問,檔案證據能證明到何種程度?然而,對台灣而言,這卻是最棘手的難題。過去威權時代,國民黨承襲中國封建政治傳統,並沒有確實的「政府檔案」建置與保存制度。加上當時黨國不分,有許多重要的政治檔案並沒有歸在「政府檔案」裡,而是散落到與國民黨關係比較密切的不同機構中。

因此,在與國民黨相關的眾多單位與黨員私人收藏裡,究竟保存了哪些至今大家不得而知的重要檔案史料,仍是一個謎。尤有甚者,究竟有哪些重要檔案已被銷毀,恐怕也沒人說得清。這樣的情況,波蘭過去處理轉型正義的歷史經驗,可以提供我們不少參考。

華勒沙,逐漸被人遺忘的名字。他組成「團結工聯」反抗共產政權,復興波蘭自由化運動,並於1983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波蘭官方單位今年2月披露的檔案文件指出,華勒沙曾是共產黨秘密警察的線人,儘管他本人嚴詞否認,仍然引發熱議。(取自網路)
華勒沙,逐漸被人遺忘的名字。他組成「團結工聯」反抗共產政權,復興波蘭自由化運動,並於1983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波蘭官方單位今年2月披露的檔案文件指出,華勒沙曾是共產黨秘密警察的線人,儘管他本人嚴詞否認,仍然引發熱議。(取自網路)

以「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黨產會」)於今年4月27日舉辦「婦聯會是否為國民黨附隨組織」第一次聽證會的記錄(頁15)來看,國民黨行管會主委邱大展當時便說:「注意看,大陸敵後工作、國防部情報局工作,政府委辦,就是說基本上這個業務是由婦聯會去執行的,我今天等一下會給幾位主委看一份密件。… 從這個文件裡面看得到,確確實實是有情報局把這個業務委託給什麼?婦聯會做。」

從國民黨要員手中握有這種尚未解密、一般研究人員根本沒有管道可以查到的檔案資料來看,就可明白,目前想要想一筆一筆清算婦聯會過往所有財務往來,是不切實際的要求。要解決這個問題,首要之務是趕快讓躺在立法院多時的《促轉條例》通過,而且《促轉條例》裡含括的〈政治檔案法〉,還得精心挑選一個好版本來通過,以便接下來研究調查者可以方便使用到各種檔案資料,不再受限於公部門檔案館所能提供的資料。因為威權統治時期,許多侵害人權、或使用特權之事,在當時行事時,早已想到掩蓋日後會被追查到的印跡。因此,如何透過各方檔案證據交相比對,像拼馬賽克圖案那樣,重新讓早已褪色模糊的威權時期歷史圖像,重新具體地浮上檯面,這是轉型正義能否好好處理不公義的過往至為重要的關鍵。

舉一個例子來說。筆者今年7月18日參加黨產會處理「婦聯會是否為國民黨附隨組織」第二次聽證會擔任鑑定人時,筆者提到,在戒嚴時期就讀北一女,高一或高二的一女中學生須到婦聯會摺棉紗布。當時北一女校方專程安排學生前去婦聯會做這項「社會服務」顯示了,婦聯會靠著總統夫人蔣宋美齡個人獨享的尊榮地位,不僅長期借用位在總統府後方、屬於國防部財產的重要建築辦公;而且還要求公立學校為他們安排學生前來摺棉紗,為他們從事「社會服務」(此舉是否與婦聯會重要財源之一「棉紗捐」有關,不得而知)。婦聯會獨享的這些「排他性資源」,是當時其他公益團體無法想像的。

有北一女校友看到筆者憶及這件舊事時,提醒筆者,當時北一女學生每學期繳交的學費裡,還包含交給婦聯會的「會費」。雖然金額不多,但屬於學生每學期必交的學雜費「代辦項目」範圍,理由是高中女學生「自動」屬於婦聯會會員。關於此事,筆者已無印象,但校友的提醒正好點出,台灣目前開始處理轉型正義問題必須面對的艱難挑戰:家天下型的黨國政治過去喜歡以特權行事,解嚴這三十年來,這些「特權走過」的印跡被大家重新提起、憶起。然而,想對這些印跡進行再確認時,證據卻很難在一時半刻間,可以如大家之所願順利浮上檯面,讓公民社會可以有憑有據地梳理過往威權政治點點滴滴。

20170718-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舉辦婦聯會第二次聽證會,利害關係人國民黨行管會主副主委李福軒作陳述時,以矇眼的女神來反諷有失公義性。(陳明仁攝)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舉辦婦聯會第二次聽證會 。(陳明仁攝)

然而,這並不表示,台灣的轉型正義要因此草草處理。但考驗台灣的是,要如何處理,才稱得上是「妥適恰當」?

做為轉型正義的後進國家,我們的確有太多事拖了太久,直到現在才想當真來處理。然而,在過去拖遲了太久,很多檔案資料都不知道被丟到何處,而現在又焦躁地要求,所有真相必須全部晾在陽光下被檢視才算「處理得宜」,在這兩個作用力互相拉扯下,大家卻不願意好好去看見,兩德民主統一後,聯邦德國處理東德共產黨(SED)附隨組織的資產問題,一共花16 年(1990-2006);而東德國安部秘密警察(Stasi)檔案則開放查閱了超過25年,如今才準備要漸次收尾。

相較之下,在激烈廝殺的台灣政治場域,競爭陣營習慣以民粹互相來叫陣,各路人馬除了想要搏取媒體版面來鞏固自己的基本盤外,真正關心台灣該如何透過沈穩平和的「轉型正義」來邁向「民主深化」的理性力量究竟何在?

一個只在意是否能看到黑白涇渭分明「真相」的台灣社會,對轉型正義的想像,究竟是包青天式的虎頭鍘?還是願意幫助這個社會真正去落實一個美好的價值理想:「正義的果實是促進和平的人用和平栽種出來的」?

轉型正義牽涉到兩個重要面向:一是威權體制應轉型到以捍衛人權為基準的民主法治體制;二是透過共同探討歷史真相,社會心靈積極往療傷止痛的和解前進,不要讓歷史舊傷繼續撕裂社會、也不斷磨損公民社會應有的良好互信。

從這個角度來看婦聯會問題的處理,我們應該可以了解,此事最棘手的困難,在於想要從一群年事已高、跟公民社會認知有著平行世界永不相遇距離的主事大老身上,取得社會大眾認為應該要一筆一筆交代清楚的帳目資料。試想如果台灣今天要上演一齣戲《黨國貴夫人們一起追查舊帳的下午茶》,有多少精彩(或者是讓人無言的)黑色幽默橋段可以一幕接著一幕上演?

面對這樣的難題,大家認為,負責處理婦聯會的內政部與黨產會比較明智的做法是趕快做「損害控管」,從「機構民主轉型」的方向,先將婦聯會轉型成運作符合民主法治原則的社福基金會,導入公共監督,避免資產管理集中在少數根本沒意願與社會溝通的人身上?還是認為窮盡一切司法手段「追查到底」是最高價值,無視於走上司法途徑並不一定有助於得到大家想要的結果,也不在意大筆資產最後到底會用什麼方式流向何方?

處理此事的行政首長若採取英雄主義行徑,拿出虎頭鍘,快刀砍向婦聯會,以掀起台灣媒體瘋狂論戰的旋風來贏得掌聲,那叫做為了累積個人政治資本在做盤算。反之,行政首長寧捨可以為自己政治加分的英雄主義行徑不為,默默選擇承擔重負來實質解決長年以來沒人敢碰的燙手山芋,結果卻被某些綠營不滿者譏諷為「犯眾怒」。果真是犯眾怒?很令人好奇,「眾」字裡面到底包含了誰?

低調穩健、以實事求是的理性態度進行深謀遠慮的決策,不正是台灣政壇最缺乏、也最需要的?難道長年以來台灣這麼多人不斷犧牲奉獻,只希望台灣民主法治社會的永續經營基礎越來越穩固,但是到頭來,我們卻始終只配得到政客習於用誇大事實的呼嚨作秀,先喊先贏?

20170718-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舉辦婦聯會第二次聽證會,利害關係人國民黨行管會主委邱大展等代表出席。(陳明仁攝)
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舉辦婦聯會第二次聽證會,利害關係人國民黨行管會主委邱大展等代表出席。(陳明仁攝)

先進行「機構民主轉型」的好處,在於創造出在短期內就可以實質帶來良性改變的空間,讓婦聯會順利告別歷史舞台。轉型後的社福基金會也不再是婦女政治團體,而是公益團體,這是釜底抽薪的大改造。而藉由公部門以及社會公正人士參與社福基金會的運作,讓這個基金會財務透明化、會務也能符合民主法治規範。

至於對婦聯會過往財務狀況的「真相」探討,並不會因為婦聯會轉型,就跟著煙消雲散,歷史研究依然可以持續不斷進行追蹤調查。在這方面,德國的例子相當值得我們參考。

「東德黨產獨立調查委員會」(以下簡稱「獨立調查委員會」)於2006年公佈的〈處理東德共產黨附隨組織不當資產結案報告〉上,認定與我們婦聯會有相當程度類似性的「東德民主婦女同盟」(DFD)是東德共產黨(SED)的附隨組織,原因如「獨立調查委員會」對「附隨組織」(verbundene Organisation)所下的定義:「幫助東德共產黨凝聚全體國民心志,協力共同發展東德社會的政治組織」。然而,即便如此,在兩德民主統一後,「東德民主婦女同盟」並沒有遭到強制解散;反之,他們透過「機構民主轉型」,順利地讓自己成為符合民主法治社會運作的社福團體。

東西德在1990年10月3日統一,「東德民主婦女同盟」於那年10月26日在德東地區與柏林立即將自己轉型登記為民間社福組織——「民主婦女會」(Demokratischer Frauenbund e. V. 簡稱dfb),主要工作範圍包括協助婦女就業、以及經營「受暴婦女收容所」(Frauenhäuser)。「獨立調查委員會」鑑於「民主婦女會」提出的工作目標合乎民主社會需求,允許他們的中央總部保留317,977馬克作為運作基金(地方分部分別另計),其他剩餘的210萬馬克現金資產則需繳交出來作為政府償債與公益之用。

此外,「民主婦女會」在德東地區各地名下也擁有許多房產。在轉型後,他們知道繼續緊抓住這些房產不僅逃不過公民社會監督,也對自己確實想邁入「機構民主轉型」之路毫無助益,因此主動提出協商。與「獨立調查委員會」協商的結果是,他們以社福法人組織的身份,在受公共監督的原則下,獲准保留經營「受暴婦女收容所」需要的屋舍空間,其他則必須全數交出。

「東德民主婦女同盟」轉型的案例,十分值得台灣參考。他們先在兩德統一之際,透過與「獨立調查委員會」協商,快速成為符合民主法治國家公共監督原則的社福組織;接著再透過協商,獲准保留部分房產作為營運「受暴婦女收容所」之用。而在此同時,他們原先作為婦女參政「政治組織」的身份徹底轉換成保護婦女福利的「社福組織」。

「東德民主婦女同盟」走過這樣徹底的組織結構轉型後,並不表示,德國社會自此就放棄對其歷史過往的探討。反之,隨著檔案開放,相關研究成果越來越多,大家對這個過去相當有權勢的婦女政治組織認識也越來越多。光從學術專書的出版來看,獲得許多注目的,就有一本是專門探討「東德民主婦女同盟」民主轉型的過程(2001年出版),另一本則聚焦在揭露「東德民主婦女同盟」作為東德共產政權核心附隨組織的過往(2011年出版)。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內政部與黨產會目前對婦聯會民主轉型所做的協商處置,台灣社會應該感到慶幸,在他們攜手努力下,突破重重困難,得到了可貴的成果。即便處理過程無法完全盡善盡美,大家對內政部與婦聯會在七月初協商過程也希望能有更清楚的瞭解,建議葉俊榮部長針對這些過程,對國人做更詳細的說明。畢竟,坦蕩蕩的、好的「協商」不是壞事,台灣社會沒必要以負面標籤將所有「政治協商」一律視之為利益交換的「喬事主義」。以德國處理「東德民主婦女同盟」民主轉型的過程來看,積極有效的「協商」不僅必要,而且是讓問題真的可以圓滿解決的關鍵。

從7月24日葉俊榮部長的記者會直播影片中得知, 7月3日他率領內政部同仁與婦聯會田玲玲與張慈育兩位常委以及婦聯會律師代表會面,這次會面真的是一個難得的破冰機會,讓內政部終於能與一直拒開溝通大門的婦聯會坐下來好好談(即便不是與辜嚴主委直接面對面談)。田玲玲女士是前外交部長錢復的夫人,他們伉儷願意冒著被「圈內人」大大誤解的風險,默默在婦聯會核心大老與內政部、黨產會之間擔任溝通橋樑,其間需要自行頂住多少風雨,恐怕真的不足為外人道。

然而,也是這些不計個人得失的真誠付出,共同讓這件棘手至極的難事終於找到了可以解決的轉機。這次內政部與婦聯會常委能夠一起攜手破冰,為解決問題共同努力,也讓我們看到,「轉型正義」真正要成功,須要被視為各種不同政治陣營的人一起同心協力,才能事半功倍,在有限的處理時間內,在最大可能範圍內,共同催生出圓滿的結果。

的確,如果我們願意好好了解台灣社會,真的可以看到,不管是出身哪一種政治背景庭的人,期待台灣能平順進行轉型正義者不在少數。畢竟,許多人對台灣好好走上民主法治之路,都有深切的期待,問題只在於要怎麼做才是最好的。從這個角度來看,如何讓台灣社會對轉型正義工程有信心,進而能讓各種不同政治背景的人都願意為此付出,一起為撫平歷史傷痕而努力,才是真正懷有政治理想的人,應該努力去追求的目標。

畢竟「轉型正義」不是一時之間為了迎合某些人利益的「政治正確」而做。轉型正義是我們大家的事,因為它攸關我們所有人、以及未來所有世代共同的美好未來。

然而,在人類史上激烈對立的時代,有勇氣站出來呼籲和平,願意促成爭端落幕、催生出實質和解的人,往往也是被自己時代的人誤解與敵視最深的人。今年是宗教改革五百週年紀念,當大家回顧馬丁路德五百年前的意氣風發時,卻往往忽略了,在宗教改革運動不同陣營激烈叫囂的時刻,是馬丁路德最重要的運動夥伴梅蘭赫通(Philip Melanchthon, 1497-1560)不斷呼籲大家,對信仰問題爭執的底線務必要以和平為念。然而,宗教改革運動的激情,讓大家不屑於梅蘭赫通為修補歷史裂痕所付出的心力,甚至視他為路德陣營的「叛徒」。直到後來發生了慘烈的「三十年宗教戰爭」,大家才真的領悟到,梅蘭赫通之所以不願意譁眾取寵,寧可背負大家對他的誤解,默默為日後的宗教和解打造穩固的基礎,正因他深知,沒有愛的真理,就像沒有真理的愛一樣,最後只會帶來災難。

轉型正義工程絕非在短時間內可以做到面面俱到,也難以在一時之間妥善解決所有問題,不然台灣就不會拖到解嚴三十年後的今天才在進行。至於說要三年內寫完「轉型正義調查報告書」,應是不小心低估了處理轉型正義問題常常會棘手到讓人想撞牆,才會說出這種不可能實現的「三年神話」。

前一陣子在一個聚會裡,二二八受難遺孤林黎彩女士對筆者說:「轉型正義到底該怎麼做才能讓大家受安慰?我們心裡都有好大一個洞!」望著她花白的頭髮、溫柔卻無奈的眼神,實在讓人好心酸、也好心疼。台灣靠講述歷史傷痕故事來處處逢源的人不少,但願意好好為這個社會切實解決歷史衝突問題的人卻不多。

然而,即便願意捲起袖子好好做事的人不多,但終究還是有人已經默默在做,而且打開了僵局,讓大家看到,不同陣營的人可以共同為台灣的轉型正義一起攜手合作,打造出美好的成果。

誠如德國剛卸任的總統高克(Joachim Gauck)——他也是上世紀八〇年代帶領東德民眾從事和平反抗運動的人權牧師——針對前東德民運人士Bärbel Bohley 所說的名言「我們要的是正義,得到的卻是法治國家」這樣的怨言所做的回應:

生活在毫無自由與公義社會的人,對「正義」會產生特別的渴求:他們雖然不知「正義」究竟如何運作, 卻極為嚮往。許多在極權專政社會生活過的人,非常憧憬能生活在比較具有正義精神的社會。但他們卻不知,要讓社會具體落實像「正義」這樣的理念,究竟該走過哪些歷程。

我們真正應該努力的,是打穩轉型正義的基礎,讓棘手難解的事,在好的民主法治框架規範下,能持續一步一步往良性發展方向轉型。而有些一時之間無法完全釐清的事,則必須交給時間,交給檔案開放後,有更多人願意好好在檔案庫裡冷靜地、理性地從事研究調查,來解除大家的疑慮,或找出更好的證據來交給司法處理。對婦聯會到底還有多少土地房產可以繳還國庫感興趣的人,建議先幫立法院挑選一個好的「政治檔案法」版本,盡快促成這個好版本可以通過上路,這樣大家就可一起用功來爬梳檔案資料了。

讓證據說話。當證據不夠充足時,讓懂得深謀遠慮的政治智慧可以安心地發揮,讓真正願意、也有能力為台灣貢獻所長的人,可以好好為台灣做事。公民監督是民主社會前進必不可少的力量,但我們也要真的願意將台灣打造成彼此間有良好互信的公民社會,而不必讓做事的人在提著自己頭顱上戰場時,還要擔心費盡心血努力解決問題後,得到的竟是不分青紅皂白的猛批聲浪。

大家都希望每天可以平安出門、快樂回家。但我們要知道「平安」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用心、用理性打造出來的。歷史傷痕沒有撫平、一時之間以轉型正義之名而獲得的勝利感,不是平安。看看波蘭、看看匈牙利今天極右派復辟後的政治與司法危機四伏,台灣要懂得引以為誡,也學會用真正有見識的智慧來面向我們自己正在陸續啟動的轉型正義。

*作者為台大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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